五万块现金,像一块烧红的烙铁,交到父亲颤抖的手里。他几乎是跑着去的收费处,佝偻的背影在医院的白色走廊里显得格外仓促和渺小。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母亲的侧脸,她似乎睡着了,眉头却微微蹙着,仿佛在梦中也在忍受着不适。
缴费、签字的流程快得超乎想象。似乎钱一到位,医院的机器就立刻高效地运转起来。护士来做了最后的术前准备,麻醉师过来进行风险评估谈话,父亲跟在一旁,不断点头,脸色苍白,握着笔签字的手抖得厉害。我站在稍远的地方,听着那些陌生的医学术语,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一下,又一下。
很快,移动病床被推来了。母亲被小心翼翼地移上去,她睁开眼,目光有些涣散,扫过父亲,最后落在我脸上。她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极轻微地扯动了一下嘴角,像是一个安抚的笑。那笑容虚弱得让人心碎。
我和父亲一左一右,跟着移动病床,穿过长长的、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走廊,走向手术室。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回荡,格外刺耳。那扇写着“手术中,请安静”的金属大门,像怪兽的巨口,在我们面前缓缓打开,将母亲吞没,然后“哐当”一声关上,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
门上方,“手术中”三个红色的字亮了起来,像三只冰冷的眼睛,注视着门外的一切。
父亲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踉跄着退到墙边的塑料排椅上坐下,双手捂住脸,肩膀无声地耸动。我走过去,挨着他坐下,想拍拍他的背,手抬到半空,却僵住了。任何语言和动作,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们父子俩,就这样并排坐着,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走廊里偶尔有医护人员匆匆走过,脚步声清晰可闻。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和恐惧,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盯着那扇紧闭的门,脑子里一片混乱。一会儿是母亲虚弱的脸,一会儿是驿站里堆积的货物,一会儿是孙师傅、钱阿姨他们关切的眼神,更多的是那个庞大的、仿佛永远也填不满的债务数字。四十万……母亲的病……像两座大山,交错着压在我的脊梁上。我刚拼尽全力,搬开了其中一座山前的一块小石头,却发现山体后面,是更陡峭的悬崖。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机械地掏出来,是孙师傅发来的短信:“小陈,阿姨进手术室了吗?这边你放心,有我在。刚又接了个小活,已搞定。钱的事,别急,慢慢来。”
简短的文字,像一道微光,穿透了这令人窒息的等待。我回复了两个字:“进了。谢谢哥。”
放下手机,我靠在冰凉的墙壁上,闭上眼睛。疲惫感像潮水般涌来,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重生以来,我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皮筋,不敢有片刻松懈。此刻,在这生死未卜的等待中,那根皮筋似乎到了极限,发出细微的、即将断裂的呻吟。
我想起重生前,站在天台边缘的那一刻。那时的绝望,是黑色的,是彻底的虚无。而现在的绝望,却掺杂了太多东西:有对母亲病情的恐惧,有对巨额债务的焦虑,有对帮助过我的人的亏欠,还有一种极其微弱的、不肯熄灭的、叫做“责任”的火苗。
我不能垮。至少现在不能。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走了出来,口罩拉到了下巴。
“家属在吗?”
我和父亲几乎同时弹了起来,冲了过去。
“医生,怎么样?我老婆怎么样?”父亲的声音带着哭腔,死死抓住医生的胳膊。
医生疲惫但平静地取下口罩:“手术很顺利,支架放得很成功。目前看,血管打通了,血供恢复不错。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去复苏室观察了。如果观察一两个小时没问题,就可以回病房了。”
父亲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被我用力扶住。他老泪纵横,嘴里反复念叨着:“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母亲暂时脱离了危险。压在心头最重的那块石头,终于被挪开了一丝缝隙。
看着父亲激动得语无伦次的样子,看着医生转身离去的背影,我靠在墙上,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冷汗已经浸透了内里的衣服,紧贴在皮肤上,一片冰凉。
危机暂时解除,但真正的挑战,从现在才真正开始。母亲的康复需要钱,后续的药物治疗需要钱,而我的债务也依旧悬在那。
我扶着父亲在椅子上坐下,给他倒了杯热水。看着他渐渐平静下来的侧脸,我心中那个念头越发清晰:必须更快地赚钱,更有效率地赚钱。驿站那条细水长流的路,太慢了。我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一个能快速产生现金流,并且能支撑起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状况的突破口。
手术室外的等待结束了。但生活这场更漫长、更残酷的手术,才刚刚开始。我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机,那里面,有孙师傅的短信,有林姐的转账记录,有钱阿姨那叠旧钞票的温度。
这些,是我现在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本钱。
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