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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刚过，长安城的井水就开始见了底。
东市街角的公用水井前，天不亮就排起了长队。木桶碰撞声、孩童哭闹声、妇人们的抱怨声，在晨雾里混成一片令人烦躁的嘈杂。轮到周饼翁时，井绳放下去足有七八丈深，才听见桶底触水的闷响——水少得可怜，提上来只有半桶，还混着泥沙。
“这井……”周饼翁舀起一瓢，浑浊的水在瓢里晃荡，“怕是撑不过夏天了。”
旁边卖菜的刘婆子叹气：“何止这口井？我们坊里那口，昨天就干了。现在吃水，得去两里外的曲江池挑，我这把老骨头……”
话没说完，前面忽然吵起来。一个年轻媳妇和个壮汉争抢井绳，壮汉一推，媳妇摔倒在地，水洒了一身，坐在地上就哭。她怀里抱着个婴儿，孩子也跟着哇哇大哭。
“别抢了！都别抢了！”里正闻声赶来，胡子气得直翘，“按规矩来！一家一天两桶，多了没有！”
可规矩管不住渴。有人半夜偷偷来打，有人贿赂看守井的坊丁，更有人在井边打起架来——为了一桶水。
消息传到宫里时，李承乾正在看工部呈上的一份奏报。报告很厚，详细记录了长安城一百零八坊的水井现状：三十七口已干涸，五十八口水位下降超过五丈，仅存的十三口深井，出水量也在锐减。
“去岁大旱，”工部尚书苦着脸，“今年开春又少雨。照这样下去，最迟五月，长安城过半水井将彻底无水可用。”
李承乾合上奏报，走到殿侧那幅巨大的长安城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代表坊市的方格，最后停在城外的终南山方向。
“山上有泉。”
“是有泉，”工部尚书点头，“可离城三十里，如何运来？靠车拉？靠人挑？那点水，够谁用？”
“不运。”李承乾转身，眼中闪着光，“引过来。”
“引？”殿中几位大臣都愣了。
“对，引。”李承乾走回案前，铺开一张白纸，提笔画起来，“从终南山麓开渠，沿地势挖沟，用竹管、陶管、甚至铜管，一路引到长安城。在城内设‘水站’，分管到各坊。百姓不用挑水，到水站取水便是。”
他画得很快，线条流畅：山泉、渠道、管道、水站、甚至还有类似水塔的蓄水装置。虽然简陋，却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供水系统雏形。
户部尚书刘政会第一个反对：“陛下！此举耗费巨大！开渠三十里，用竹管何止万根？陶管、铜管更是天价！如今国库……”
“国库缺钱，朕知道。”李承乾打断他，“可百姓缺水，会死人的。去年陇右大旱，易子而食的惨状，诸位忘了？”
殿中一静。
“钱的事，朕来想办法。”李承乾放下笔，“但这水，必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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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旨意下达：设“水务司”，专司引水工程。由工部牵头，将作监配合，征调工匠三千，民夫两万。工期：三个月。
朝野哗然。
御史台一天收了十七份弹劾奏章，都说这是“劳民伤财”“好大喜功”。魏徵甚至在朝会上当庭质问：“陛下可知，征调五万人，要误多少农时？耗费百万贯，能赈济多少灾民？为一城之水，动摇天下根本，值吗？”
李承乾没直接回答。他让王德抬上来两个木桶，放在殿中央。
“诸位爱卿，”他指着桶，“左边这桶，是终南山的泉水，清冽甘甜。右边这桶，是东市那口干井里最后一点水，诸位看看。”
一个御史上前，舀起右边桶里的水——浑浊发黄，还有细沙沉淀。他又舀起左边桶里的水，清澈见底。
“魏大夫，”李承乾看向魏徵，“你说值不值？朕告诉你——长安城百万人口，若真断水，会死多少人？会生多少乱？会耗多少军力来维持秩序？到那时花的钱、误的事，比现在多十倍不止！”
他站起身，声音在殿中回荡：“治国如治水，要未旱先蓄，未涝先疏。现在花一百万贯引水，是为了将来不花一千万贯平乱。这个道理，诸位不懂吗？”
没人再说话。
工程就这样开始了。终南山脚下搭起了连绵的工棚，工匠们砍竹、烧陶、铸铜，民夫们挖渠、铺管、夯土。李承乾每月必去一次，有时穿着短打，和工匠一起研究竹管如何密封，陶管如何防裂，铜管如何防锈。
最难的是水压。山泉到长安，有三十里落差，但中间有起伏。如何保证水能一路流到城里，中途不淤积、不倒流？工部几个老匠人琢磨了半个月，终于想出法子——分段设“降压池”，每五里一个，让水先蓄后流，平稳过渡。
五月，第一股泉水终于流进了长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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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市口的“第一水站”开张那天，全城轰动。
那是一座青砖砌成的小屋，屋前立着三个铜制龙头，龙口朝下。屋旁立着木牌，写着取水规矩：辰时至酉时开放，每户每日限两桶，需自备容器。
起初没人敢用。百姓围着水站指指点点，都说这“龙口吐水”是妖术。直到周饼翁第一个上前——他实在挑不动水了，家里的井三天前彻底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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