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的暗流与雄州的剑拔弩张,并未能完全掩盖另一个方向正在酝酿的风暴。乔浩然那份言辞激烈、证据详实(至少听起来如此)的《讨赵佶蔡京童贯檄》,如同投入滚油的火星,在宋廷控制的疆域内,尤其是东京汴梁,引发了轩然大波。
起初,这份被誊抄、印刷、甚至以街头巷尾传单形式出现的檄文,还被开封府衙役和皇城司逻卒当作“妖言”竭力收缴、查禁。但越是禁绝,流传越广。檄文中指控的“割让河北、借虏杀将、弃民如芥”,与近年来朝廷在对金事务上的步步退让、童贯征剿梁山的屡屡失利、以及河北生灵涂炭的惨状隐隐相合,触动了无数士民心中积压的疑惧与不满。
太学之中,学子们争相传阅,议论汹汹。市井之间,说书人将檄文内容稍加演绎,便成了一段段令人扼腕愤慨的评话。甚至一些中下层官员,在私底下也摇头叹息。尽管朝廷一再辟谣,称此为梁山“贼寇”的“污蔑构陷”,但檄文中提及的“宋使秘赴燕京”、“国书条款”等细节,却与一些隐约流传的小道消息暗合,使得辟谣显得苍白无力。
真正的重击,来自西线。戴宗不仅将檄文和“证据”送到了刘法、种师中手中,更通过西军中的关系,将这些消息散布于西军各部。西军将士本就对北上抗金无果、反被调来与抗金的梁山自相残杀心存怨怼,此刻闻听朝廷竟欲行此卖国苟且之事,更是群情激愤。不少中下级将校公然议论:“朝廷如此行事,岂非寒了天下将士之心?”“我等在边关抛头颅洒热血,保卫的就是这等朝廷?”“梁山贼寇……不,那乔浩然虽据山为王,然血战金虏总是真的!朝廷不赏其功,反欲借金人之刀杀之,是何道理?”
刘法、种师中虽极力弹压,但军心已散,再难强令进剿。他们索性再次上表,以“军中疫病流行”、“粮草不继”、“将士闻朝廷或有弃河北之议,士气低迷,请暂缓进兵以安军心”等理由,将大军滞留于保州、安肃军一线,不再前进一步,实际形成了对梁山西线的屏护,也切断了朝廷从西面威胁梁山的可能。
消息传回东京,垂拱殿内,气氛前所未有的压抑。宋徽宗赵佶面色苍白,握着几份来自御史台、谏院弹劾蔡京、童贯“欺君误国、勾连外虏”奏章的手微微发抖。他没想到,原本绝密的谋划,竟以如此不堪的方式泄露于天下,更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反弹。童贯重伤卧床,无法辩驳。蔡京虽老奸巨猾,极力辩称此乃梁山反间之计,但“割地求和”的嫌疑一旦种下,便再难洗清。更让赵佶心惊的是,西军的反应。这支国之干城若生异心,后果不堪设想。
“官家,如今流言四起,物议沸腾,皆因梁山贼寇散布檄文,蛊惑人心。当务之急,是严查檄文来源,捉拿散布妖言者,以正视听!”蔡京须发颤颤,仍试图掌控局面。
“查?如何查?满汴梁都是!难道把太学生都抓起来?把说书唱曲的都下狱?”一位素来与蔡京不睦的耿直大臣出列反驳,“如今民间皆传,朝廷遣使秘赴金营,行割地乞和之事。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若朝廷果真清清白白,何不将使者召回,当庭对质,以释天下之疑?又或者,朝廷明发诏书,痛斥金虏,申明绝不弃河北寸土,必保境安民,则流言不攻自破!”
“你……大胆!军政大事,岂容尔等妄加揣测!”蔡京怒斥。
“够了!”赵佶烦躁地一拍御案,打断了争吵。他心中又悔又怕,悔的是不该听信蔡京、童贯之言,行此险招,如今弄巧成拙;怕的是此事若处理不当,不仅梁山未灭,恐失天下人心,动摇国本。他看了一眼缩在角落、面如土色的王黼、李邦彦等佞臣,心中更增厌烦。
“传旨,”赵佶有气无力地道,“梁山贼寇乔浩然等,僭越称制,诽谤朝廷,罪在不赦。然……然其部众在河北,偶有抗金之举,虽属妄为,亦……亦可见其并非全然无可救药。着令有司,详加勘查,若其真有悔过之心,愿为国家效力,抵御外侮,或可……或可另当别论。” 他终究没敢直接承认媾和之事,也没敢再提进剿,话锋一转,竟然隐含了一丝“招安”的口风,试图稳住局面,挽回些许人心。
这道含糊其辞的旨意,立刻被嗅觉灵敏的朝臣和天下人解读为朝廷的退缩与心虚。主战派士气稍振,认为压力起了作用;主和派则暗自担忧;而民间对朝廷的信任,已然裂开了一道难以弥合的缝隙。经此一事,赵佶“道君皇帝”的光环彻底黯淡,朝廷的权威遭到了公开而沉重的打击。
当这道旨意的内容,通过特殊渠道传到雄州时,乔浩然只是报以一声冷笑。
“悔过之心?为国家效力?”他将抄报扔在案上,“赵官家倒是会给自己找台阶下。可惜,我梁山的路,早已不是他赵宋朝廷能给的了。”
朱武道:“朝廷迫于舆论,暂缓了剿杀之议,甚至松了口风。然其媾和金虏之心未死,只是暂被压制。我等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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