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亡名单带来的冰冷阴影尚未从心头完全散去,新的进攻命令便如同驱赶羊群的鞭子,再次抽打下来。没有休整,没有哀悼的时间。仿佛那些灰色纸张上新增的名字,只是为了让幸存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要么向前,在敌人的阵地上撕开缺口;要么倒下,成为下一份名单上简洁的一行。
苏军确实不同了。这种感觉并非来自上级的情报简报,而是渗透在每一次接触、每一次交火中,如同斯大林格勒冬日空气中日益浓重的铁锈和死亡气息,无所不在,压得人喘不过气。
他们不再轻易放弃哪怕一片废墟、一条堑壕。曾经的战术——遭遇猛烈火力后暂避锋芒,伺机反击或转移——似乎被一种更加原始、也更加坚韧的法则所取代:死守。不惜代价地死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道如同钢铁枷锁般的命令——斯大林第227号,“一步不许退”。但早在那纸命令的具体内容传开之前,我们就已经用鲜血领教了它的威力。
我们驾驶着第三辆“莱茵女儿”,奉命支援步兵夺取一个被称为“6号锅炉房”的关键支撑点。那是一座半地下的、由厚重红砖和混凝土构筑的巨大建筑,在连绵的工厂废墟中像一个顽固的肿瘤,控制着周围几条重要通道。之前的几次进攻都撞得头破血流。
攻击在破晓时分发起,照例是短暂而猛烈的炮火准备。炮弹砸在锅炉房及其周围区域,炸起冲天的冻土、碎砖和雪雾。然而,当炮火延伸,我们跟随步兵发起冲锋时,迎接我们的不是预料中的短暂沉寂或零星抵抗,而是从每一个射击孔、每一个炸开的缺口、甚至从地面突然掀开的伪装盖板下,喷射出的更加炽烈、更加密集、仿佛永不枯竭的火力!
机枪子弹泼水般扫来,迫击炮弹落在冲锋队形中,反坦克枪那独特的闷响不断从暗处传来。苏军士兵像是从砖石混凝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仿佛炮火只是为他们扫清了表面的浮土,暴露出底下更深、更致命的獠牙。
步兵的推进立刻受阻,伤亡惨重。我们坦克不得不提前暴露,用主炮和机枪拼命压制那些喷吐火舌的洞口,为匍匐前进的步兵提供一丝可怜的掩护。然而,苏军的反坦克火力点隐蔽得极好,往往在我们开火暴露位置后,才会遭到精准的还击。
一次,埃里希刚刚用高爆弹轰塌了一个不断喷射机枪火焰的砖垒缺口,硝烟未散,左侧一个原本毫无动静的、被积雪半掩的管道通风口里,突然探出了一支反坦克步枪!
“左边!通风口!”约阿希姆的警告几乎与枪声同时响起。
子弹击中了“莱茵女儿”左前装甲的上缘,火星四溅,留下一个新鲜的凹坑。虽然没有击穿,但震慑力十足。
“威廉,车头左转十五度!用正面最厚处对着它!”我几乎在子弹击中瞬间就喊出了命令。
而几乎在我开口的同时,威廉已经做出了反应。他没有等待我的命令完全出口,仿佛我的思维通过某种无形的导线直接连在了他的操纵杆上。“莱茵女儿”的车身立刻开始向左微微偏转,同时并未完全停下,而是保持着一个缓慢的、难以被瞄准的横向移动。这个动作不仅将更厚的正面装甲迎向威胁,也轻微改变了坦克的轮廓和位置,增加了对方下一次瞄准的难度。
埃里希的炮塔也迅速左转,但他没有立刻开火——那个通风口太小,高爆弹效果有限,穿甲弹又过于浪费。他选择用并列机枪进行长点射,子弹打在通风口周围的砖石上,崩起无数碎片和雪粉,压制对方,为威廉争取调整时间。
“迪特马尔,报告那个通风口大致坐标,请求迫击炮覆盖!”我对着通话器补充。
“正在呼叫!”迪特马尔的声音虽然仍带紧张,但比之前清晰、迅速了一些。
整个过程,从遭遇射击到完成应对,不过短短七八秒。没有多余的废话,没有惊慌的喊叫。威廉的驾驶、埃里希的火力压制、我的指挥、迪特马尔的通讯请求,如同一个生涩但正在变得顺滑的齿轮组,在危机的压力下咬合转动。
这不是第一次了。随着战斗的持续,尤其是经历了夜袭、炮管损毁、目睹大量伤亡之后,一种奇特的、近乎本能的默契,在我和威廉之间,乃至在整个车组内部,缓慢而坚定地生长出来。它建立在无数次濒临死亡的共同体验上,建立在对我们这辆新“莱茵女儿”性能极限的逐步掌握上,更建立在一种无需言明的认知上:在这座绞肉机里,能依靠的只有身边这几个同样挣扎求存的人,任何一点配合上的迟滞或误判,都可能葬送所有人。
威廉开始能预判我的观察重点。当我长时间注视某个区域时,他会下意识地调整车体角度,为可能的射击或规避做准备。我也更加信任他的地形判断,在复杂的废墟间穿行时,给予他更多的自主权,只指明大方向,具体的路径选择交给他那被沙漠和雪原磨砺出的直觉。
一次,我们需要快速通过一片被炮火反复耕耘、布满弹坑和松软堆积物的开阔地,对面有苏军狙击手活动的迹象。时间紧迫,不能慢慢侦察。
“威廉,你觉得能冲过去吗?直线。”我看着那片死亡地带,问道。
威廉只沉默了两秒,目光快速扫过前方,又瞥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油温和发动机转速。“能,但得全速,不能停,也不能急转弯。履带可能会陷,但冲起来惯性大,也许能硬碾过去。赌一把?”
“赌。”我点头。
没有更多讨论。威廉将油门一推到底,“莱茵女儿”发出怒吼,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向开阔地。车身在弹坑边缘剧烈颠簸,松软的冻土在履带下塌陷,但凭借高速带来的冲力,我们真的险之又险地冲了过去,只在身后留下两道深深的、扭曲的车辙。对面的冷枪只来得及零散地响了几声,子弹远远落在后面。
这种信任和默契,在应对苏军全新的“死守”战术时,显得尤为珍贵。面对那些仿佛与废墟融为一体、战斗至最后一刻的守军,闪电般的反应和精准的协同变得至关重要。我们不再追求华丽的战术迂回(在这种环境下也往往难以实现),而是专注于最直接、最粗暴的效率:发现威胁,分配火力,机动规避,呼叫支援,然后继续向前挤压。
然而,苏军的顽强也在同步进化。他们学会了在坦克难以发挥威力的狭窄废墟间布置诡雷和炸药包,派出携带反坦克手雷和燃烧瓶的“自杀小组”利用夜色或烟雾抵近攻击。他们的狙击手更加耐心,往往等待我们成员探头观察或下车检修时才会扣动扳机。每一次小小的“胜利”,夺取一片废墟、一栋房屋,代价都高昂得令人心颤。
战斗变成了最残酷的消耗。苏军仿佛一夜之间完成了蜕变,从一支会被闪电战击溃的军队,变成了扎根于斯大林格勒每一寸焦土中的、用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筑成的移动堡垒。他们的口号——“一步不许退”——不仅约束着士兵,也像诅咒一样笼罩着我们这些进攻者。我们向前推进的每一米,都需要用更多的炮弹、更多的燃油、以及更多的生命去换取。
在一次短暂停火的间隙,我们靠在“莱茵女儿”冰冷的装甲上,分食着那点冻硬的口粮。远处,苏军控制区域依然有零星的枪声,像是永不疲倦的警告。
“他们……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埃里希望着枪声传来的方向,喃喃道。他额头上那次撞击留下的伤疤还没完全愈合,在冻得发青的皮肤上格外显眼。
“不是不知道害怕,”威廉咬了一口硬得像石头的“香肠”,费力地咀嚼着,声音含糊却清晰,“是有人告诉他们,后退比死在这里更可怕。”他顿了顿,看向我,“卡尔,你发现没?他们现在很少投降了。就算被包围,弹药耗尽,也……宁愿拉响手榴弹。”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是的,投降的人变少了,宁死不退的人变多了。这不是战术的改变,这是战争性质的改变。斯大林格勒,正在变成意志的熔炉,双方的意志在这里被反复煅烧、锤打,要么碎裂,要么变得如同这座城市废墟下的混凝土一样坚硬冰冷。
车组的默契在增长,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提高。但这提高,在这片苏军用鲜血和“一步不许退”的命令所浇灌出的、更加残酷的战场上,似乎只是让我们能活得更久一点,挣扎得更久一点,目睹更多的死亡,承受更大的压力。
我们依旧驾驶着“莱茵女儿”,在这座钢铁与血肉共舞的死亡都市里,跳着越来越熟练、却也越来越绝望的舞步。舞伴是死神,而音乐,是永不停歇的炮火和那道冰冷命令的回响。默契让我们暂时跟上了节拍,但谁也不知道,这首毁灭的交响曲,何时会奏响我们车组的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