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亡统计表送到我们手里时,不是通过无线电,也不是由传令兵口头传达,而是夹杂在一摞需要签收的、关于油料配给进一步削减(尽管已经少得可怜)和新的、更严苛的战地纪律通知的油印文件里。那是一张粗糙的、边缘被冻得发脆的灰色纸张,上面用打字机密密麻麻地列着几行番号、日期和简洁到冷酷的备注。它没有标题,没有哀悼,甚至没有常见的“机密”字样,就像一份普通的物资清单。或许在斯大林格勒这片巨大的坟场上,伤亡本身,已经成为最“普通”的物资消耗。
我们当时正围在新“莱茵女儿”旁边,试图用最后一点珍贵的润滑油保养那饱受折磨的行走系统,尤其是左侧那次夜间遇袭后一直不太灵光的传动部分。严寒让润滑油变得粘稠,威廉的手指冻得不听使唤,低声咒骂着。埃里希在检查炮塔旋转是否因寒冷和可能的微小损伤而变得更涩。约阿希姆默默地清理着机枪附近的冰碴。迪特马尔则帮着核对刚领到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弹药,逐一登记,动作细致却沉默。
文件是由连部一个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的文书下士送来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一叠纸递给我,然后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呵出一口白气,转身就消失在了风雪中。仿佛他递送的不是同袍的讣告,而只是一份无关紧要的备忘录。
我拿着那叠纸,最先看到的自然是关于油料和口粮的坏消息,胃里习惯性地一紧。但当我翻到那张灰色表格时,目光像被钉住了一样,凝固在那些冰冷的字符上。
表格按照日期和单位排列。一眼扫去,触目惊心。日期是近一周的,单位涵盖了营里几乎所有我们有所耳闻或打过交道的坦克排、步兵连、工兵班、甚至炮兵观察哨。
“……第1装甲连,3排,四号坦克‘黑豹’,12月7日,拖拉机厂南侧遭遇反坦克炮伏击,全车阵亡,坦克焚毁……”
“……第2装甲连,2排,三号突击炮‘闪电’,12月8日,工人住宅区‘蜂巢’内遭步兵近战摧毁,车组两人阵亡,一人重伤不治,车辆报废……”
“……第7装甲掷弹兵连,2排,12月9日,夜间防御‘红十月’厂区西侧通道,遭渗透及迫击炮覆盖,阵亡9人,重伤12人……”
“……第5装甲连,1排,四号坦克‘北方’,12月10日,于‘街垒’工厂外围推进中触雷,后遭t-34侧击,全车阵亡,坦克损毁……”
……
一条接一条,简短,直接,没有形容词,没有过程描述,只有结果:阵亡,重伤,损毁,报废。每一个单位代号背后,都是一张或几张曾经鲜活的面孔,可能一起分享过发霉的香烟,在维修站抱怨过后勤,在短暂的休整中开过粗鲁的玩笑,或者在无线电里互相通报过敌情。现在,他们变成了纸上的几行字,一个日期,一个地点,一个冰冷的结局。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那些名字和代号,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第1装甲连3排的“黑豹”,车长好像是个叫科赫的少尉,来自汉堡,喜欢吹嘘他战前在船厂的工作,他的炮手是个总在擦眼镜的瘦高个……全车阵亡,坦克焚毁。第5装甲连1排的“北方”,我们曾经在“克拉斯纳亚巴尔卡”那个小镇协同作战过,他们的驾驶员是个络腮胡老兵,总说等打完仗要回巴伐利亚的山里当护林员……触雷,侧击,全车阵亡。
目光继续下移,寻找着更熟悉的名字。然后,我看到了:
“……第3装甲连(即我们连),2排,四号坦克‘铁砧’,12月11日,于‘铸造车间’区域遭遇多方向火力伏击,车长、炮手、装填手阵亡,驾驶员重伤,车辆严重损毁……”
“铁砧”!是施密特少尉的车!那个在沙漠协同训练和早期斯大林格勒外围作战中,经验丰富、指挥冷静的施密特!他的炮手,那个总是很沉稳的中士……还有装填手……都死了。只有驾驶员重伤,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接着,几乎是紧挨着的:
“……第3装甲连,1排,四号坦克‘雷霆’,12月12日,夜间警戒时遭遇苏军步兵突袭,坦克被炸药包摧毁,全车阵亡……”
“雷霆”……是赫尔曼中士的车!那个相对年轻、有时有些冒进、但在协同中总能很好完成掩护任务的中士!全车阵亡……被炸药包……
我的呼吸停滞了。施密特和赫尔曼,在北非时我们还是一个排的“老相识”,一起演练过沙漠狐步,一起伏击过英国侦察队,一起挺过了最初的混乱。到了斯大林格勒,虽然分在不同排,但还在一个连里,偶尔在补给点或维修场碰见,会点点头,交换一个疲惫的眼神,或者简短地问候一句“还活着?”……现在,“铁砧”碎了,“雷霆”哑了。那些点头,那些眼神,成了绝响。
车厢旁的威廉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停下了手里的活,抬头看我。埃里希也从炮塔上探出半个身子。约阿希姆和迪特马尔也望了过来。
“怎么了,卡尔?”威廉问,声音在风声中有些模糊。
我没说话,只是将那张灰色的纸递了过去。威廉在破布上擦了擦油污的手,接过来。他扫了一眼,脸色瞬间阴沉下去,嘴唇抿成一条锋利的直线。他没有细看,只是盯着那标题下密密麻麻的条目,眼神像结了冰。
埃里希跳下坦克,凑过来看。他的目光迅速找到了我们连的条目,看到了“铁砧”和“雷霆”。年轻的脸庞瞬间失去了血色,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像是被呛到的气音。他猛地转过头,肩膀微微耸动起来。
约阿希姆默默走到威廉身后,看了一眼表格,然后低下头,用力踢了脚边一块冻硬的土块,土块纹丝不动。迪特马尔也怯生生地凑近,当他看到那些阵亡和损毁的描述时,眼睛睁得很大,然后迅速移开视线,双手不自觉地绞在了一起。
寒风呼啸着卷过废墟,扬起一片雪尘,打在坦克装甲上沙沙作响。我们五个人,围着一张纸,站在冰冷的钢铁和更冰冷的大地之间,沉默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心头。
表格上没有我们的名字,没有“莱茵女儿”(无论是哪一辆)。我们还活着,坦克还能开动(尽管有损伤)。按照纸面上的定义,我们是“幸存者”,是“尚有战斗力单位”。
但这份“幸运”,在此刻,感觉不到丝毫庆幸或宽慰。它更像是一种偶然的、尚未被死神镰刀勾中的、悬而未决的状态。施密特死了,赫尔曼死了,“黑豹”、“北方”……那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死了,变成了这张纸上毫无温度的几行字。而我们,只是暂时还没有被写上去而已。
“都死了……”埃里希终于带着哭腔嘶哑地说出话来,他指着表格上我们连的那几行,“施密特少尉……赫尔曼中士……他们……上星期还……”
“闭嘴。”威廉的声音不高,但异常冷硬,像冰块碎裂。他没有看埃里希,目光依然停留在纸上,但眼神已经越过了纸张,投向了远处被硝烟和雪雾笼罩的、吞噬了那些名字的工厂区方向。“哭有什么用。在这里,今天是你,明天就可能是我。”他顿了顿,将表格胡乱折起来,塞进自己的口袋,仿佛那是什么脏东西。“我们算是幸运儿了,他妈的。”他最后这句话,不是庆幸,而是带着一种深切的、近乎自嘲的苦涩。
是啊,幸运儿。斯大林格勒太残酷了,残酷到“幸存”本身,都成了一种需要背负着沉重罪疚和恐惧的负担。认识的车组,并肩作战过的战友,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一片片凋零、湮灭。每一次战斗,每一次巡逻,甚至每一次短暂的睡眠,都可能成为名单上的下一个条目。
我们不再说话,默默地继续手头的工作。保养坦克,清点弹药,吞咽那点冰硬的口粮。但气氛已然不同。一种更深沉的、近乎绝望的认知,笼罩了我们。伤亡统计不是远方的新闻,不是抽象的损失数字,它是“铁砧”的沉默,是“雷霆”的湮灭,是身边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被冰冷地划掉。我们驾驶着第三辆“莱茵女儿”,在这座巨大的死亡工厂里继续运转,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我们不过是尚未被登记在册的、正在缓慢消耗的“损耗品”之一。名单还会变长,而我们的名字,总有一天,也会出现在那样的灰色纸张上,成为后来者眼中又一个冰冷的、无足轻重的符号。这就是斯大林格勒的现实,冷酷,直接,不容置疑。而我们,这些暂时的“幸运儿”,只能在这现实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行字被填上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