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刑侦启示录 第679章 镜像人生17

“某种程度上，是的。”王教授眼中闪着学者的光芒，“实验后，我能同时感知多个‘时间层级’——生理节律的时间、心理体验的时间、钟表测量的时间。我能在意识中分离它们，观察它们如何相互作用。”

“这有什么实际影响？”

“它改变了我对存在的理解。”王教授说，“我意识到我们通常生活在‘钟表时间’的暴政下，忽视了内在的时间体验。但同时，脱离社会时间也带来了实际问题——我错过了约会，忘记了按时服药，与老朋友聊天时感到节奏错位。”

方雪问：“您认为这种改变有价值吗？”

“作为科学探索，有巨大价值。”王教授认真回答，“作为个人体验，复杂而矛盾。它给了我独特的视角，也给了我深刻的孤独。也许有些知识一旦获得，就无法回头。”

访谈揭示了共同的模式：技术不仅改变了时间感知，还改变了参与者与自我、他人、世界的关系。时间不再是无意识的基础，而成了有意识的焦点；这带来了能力，也带来了异化。

回到数字犯罪调查科，团队汇总信息。张辰提供了技术分析报告：“‘时感科技’的设备确实能够调节大脑的时间编码神经元。但技术文档中有一个未被充分测试的假设：时间感知调整可能导致‘时间意识增强’——用户不仅改变感知，还发展出元认知能力，能够观察和反思自己的时间体验。”

“这就是参与者报告的能力？”老李问。

“是的。”林薇分析，“他们不仅能不同地感知时间，还能意识到自己在感知时间。这种元认知能力在普通人中很罕见，就像意识到自己在呼吸——通常呼吸是自动的，只有当出现问题时我们才意识到它。”

陈默思考着案件的伦理核心：“如果改变时间感知等同于改变存在的基本方式，那么这种技术需要何种程度的知情同意？仅仅说‘可能改变时间感’足够吗？还是需要详细说明可能的社会和心理后果？”

法律团队提供咨询：“现行法律对‘时间感’没有保护。知情同意主要针对生理风险和**问题。但时间感知改变带来的是心理和社会风险，这在法律上属于灰色地带。”

虞倩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框架，评估这类神经技术的风险等级。改变核心体验——身份、记忆、意识、时间感——的技术应该受到最高级别的监管。”

在深入调查期间，陈默意外接到了张振华从监狱打来的电话。监狱最近允许表现良好的囚犯有限制地使用通讯设备。

“陈警官，我读了‘时感科技’案件的新闻报道。”张振华的声音通过电话传来，有些电子失真，但清晰，“时间感知研究是我早期探索的领域之一。我能提供一些见解吗？”

陈默安排了视频会面。屏幕上，张振华穿着囚服，但背景是监狱图书馆，看起来整洁有序。

“时间感知是意识的基础之一。”张振华开始，“没有时间感，就没有连续性的自我。我们通过记忆连接过去，通过预期连接未来，通过感知体验现在。这三者构成时间的心理维度。”

“所以改变时间感知就是改变自我连续性？”

“可以这样说。”张振华点头，“‘时感科技’的技术如果真如报道所言，它不仅改变了感知速度，还可能改变了时间的三维结构——记忆、感知、预期的关系。”

林薇问：“这可能解释参与者报告的心理问题吗？”

“很可能。”张振华说，“如果他们的主观时间变慢，但记忆形成速度不变，他们会感觉过去被‘压缩’了。如果预期能力增强，但现实不变，他们会感到未来‘延迟’。这些不匹配会导致存在性焦虑。”

陈默思考着：“所以这不是简单的‘更快’或‘更慢’，而是整个时间体验结构的改变？”

“是的。”张振华强调，“时间是意识的脚手架。改变时间体验，就是改变意识的结构。这比改变记忆或身份更根本，因为时间是这些体验的容器。”

会面结束后，陈默团队重新审视案件。参与者的问题不仅是与社会节奏脱节，更是与自我连续性的脱节——他们体验时间的方式改变了，但他们的生命叙事、人际关系、社会角色仍然基于原来的时间结构。

“‘时感科技’必须承担更多责任。”陈默在团队会议上决定，“不仅仅是医疗赔偿，还应包括长期心理支持，帮助参与者适应或逆转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推动立法，将核心感知功能纳入人身完整权的保护范围。”

经过两周的谈判和法律程序，“时感科技”同意建立受害者支持基金，资助心理治疗和社会适应项目。崔博士辞去职务，专注于研究时间感知改变的逆转方法。

案件暂告段落时，数字伦理研究中心邀请陈默参加一场特别的研讨会，主题是“技术时代的自我完整性：从身份到时间”。与会者包括“镜像人生”案后的陆明、“数字幽灵”案的赵先生家属、“记忆之镜”案的周女士，以及“时间之镜”案的参与者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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