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日凌晨,第一军主力开始秘密东移。
没有战前动员大会,没有送别的乡亲,只有各团营在夜幕掩护下整队出发的沙沙脚步声。战士们背着一周的口粮——炒面、咸菜疙瘩、晒干的肉脯,枪支擦得锃亮,绑腿打得严实。
赵永胜站在路边,看着队伍像一条沉默的河,从山间小路流向更深的黑暗。他的警卫员牵来马匹,他摆摆手:“马留给伤员运输队,我走路。”
“军长,您的腿……”
“废不了。”赵永胜紧了紧腰带,拄着一根临时削的木棍,跟上队伍。他的左腿在去年冬天的战斗中受过枪伤,骨头虽然接上了,但每逢阴雨天就钻心地疼。军医劝他留守,他眼一瞪:“老子带出来的兵,老子得看着他们打完这一仗。”
队伍里很安静。没有往常行军时的歌声和说笑声,只有脚步声、武器轻微的碰撞声、偶尔的咳嗽声。每个人都知道这次任务的分量——不是袭扰,不是伏击,是要在日军重兵防守的辽西走廊上撕开一道口子。
天亮前,部队抵达第一个预定隐蔽点——一片废弃的煤窑矿区。塌陷的矿坑像大地的伤疤,但坑道和废弃工棚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所。赵永胜下令:全员进坑道,白昼绝对静默,夜间才能生火做饭。
他自己钻进一个低矮的工棚,摊开地图。油灯的光晕在泛黄的纸上晃动,勾勒出义县、北镇、大凌河的轮廓。
参谋长猫着腰进来,脸上带着忧色:“军长,刚收到的消息。沙河营的日军昨晚突然戒严,所有过往商旅全部扣留。吴队长那组……恐怕凶多吉少。”
赵永胜的手指在地图上沙河营的位置停顿了一瞬。吴队长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兵,辽东猎户出身,打枪百发百中,更难得的是有股子山野的机警。如果连他都失手……
“伴攻部队到位了吗?”他问,声音很平静。
“陈军长那边来电报,第三军已经抵达医巫闾山预定位置,今晚开始伴攻行动。”参谋长顿了顿,“另外,王军长的第二军一个师,正在向大凌河东岸运动,预计明天拂晓前进入伏击阵地。”
赵永胜点点头,拿起铅笔在地图上做了几个标记。铅笔芯断了,他用小刀慢慢削,木屑落在图纸上,像细碎的雪。
“告诉各师指挥员,”他削好铅笔,在义县城外画了一个圈,“咱们这次不打城,打援。把义县围得像铁桶,但留出西门——让鬼子有路可逃,他们才会拼命往锦州求援。”
“围三阙一。”
“对。”赵永胜抬起眼,“咱们要的是援军,不是一座死城。等锦州的鬼子出来了,王栓柱在大凌河收拾他们,咱们再回头慢慢吃下义县。”
参谋长记下命令,却没有立即离开。他在油灯的光晕里看着赵永胜——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鬓角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三年前在黑河收编他们那支残兵时,赵永胜还是个精壮的汉子,现在……
“军长,您说这一仗打完,咱们能回家吗?”
赵永胜削铅笔的手停了停。家?他的家在黑龙江依兰,十二年没回去过了。走的时候儿子才五岁,现在该是十七八的大小伙子了。妻子……他不知道妻子还在不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活下来都难。
“打完仗,哪儿都是家。”他最后说,声音有些哑,“去吧,让战士们抓紧时间休息。明晚……就要见真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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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县县城,伪满县公署。
郭铁柱——现在该叫郭科长了——端着茶杯,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街上巡逻的日本兵。那些士兵很年轻,大多不到二十岁,端着比他们还高的三八式步枪,脚步走得僵硬而疲惫。
门被推开,新来的指导官中村少佐走进来。这是个矮瘦的中年人,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但眼睛看人时像钉子。
“郭桑,”中村用生硬的汉语说,“昨晚城里进了奸细,你知道吗?”
郭铁柱转过身,脸上堆起恰到好处的惊讶和惶恐:“奸细?这……卑职不知。中村太君,需要卑职做什么?”
中村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郭桑不用紧张。我已经派人去搜了,跑不掉的。”他走到桌边,拿起一份文件,“倒是你上周报上来的粮食征收计划,我看过了。数量太少。”
“太君,实在是百姓手里没粮了。”郭铁柱苦着脸,“去年收成就不好,今年春旱,青黄不接。再逼,怕是要出乱子……”
“乱子?”中村摘下眼镜,慢慢擦拭镜片,“郭桑,你知道什么叫乱子吗?抗联在城外虎视眈眈,那才叫乱子。老百姓饿死几个,那不叫乱子。”
他的声音很温和,但话里的意思让郭铁柱脊背发凉。
“这样吧,”中村重新戴上眼镜,“你把征粮任务摊派给各保甲长,告诉他们:完不成任务的,按通匪论处。我听说你母亲在乡下,身体还好吗?”
郭铁柱的手在袖子里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但他脸上的笑容丝毫没变:“谢太君关心,家母一切都好。征粮的事,卑职一定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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