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四日,黄昏。
义县外围的废弃煤窑里,赵永胜在检查最后一遍作战计划。油灯把十几个指挥员的影子投在斑驳的煤壁上,那些影子随着火焰跳动,像随时会扑出来的鬼魅。
“一师攻东门,二师攻南门,三师做预备队。”赵永胜的食指在地图上敲了敲,“记住,围三阙一,西门的口子要留得自然。鬼子逃跑的时候,别拦着,让他们跑。”
一师长是个黑脸膛的汉子,叫孙大勇,原先是个矿工,说话直来直去:“军长,要是鬼子不跑呢?就死守呢?”
“那就真打。”赵永胜抬眼看他,“但记住,咱们的目的是调出锦州的援军,不是跟这三千鬼子拼命。炮火准备三十分钟,步兵冲锋一次,如果鬼子还不退,就转佯攻,耗着。”
“明白!”
“炮兵团,”赵永胜转向炮兵团长,“你们只有五十发山炮弹,省着用。第一轮齐射要打在城墙上,把鬼子的火力点给我掀了。第二轮打城门楼子,第三轮……看情况。”
炮兵团长郑重点头。五十发炮弹,听着不少,可一门炮平均不到五发。每一发都得打出十发的效果。
散会后,赵永胜独自走出坑道。夕阳正沉入西边的山峦,把天空染成一片凄厉的血红。矿区空地上,战士们正在做最后的准备——检查枪支,磨刺刀,把多余的负重埋进废弃的矿坑里。没有人说话,只有金属摩擦的沙沙声。
一个年轻的小战士蹲在矿车边,正往水壶里灌最后一点炒面。赵永胜认得他,叫二嘎子,才十六岁,家里人都死在日本人手里,是跟着队伍一路乞讨找来的。
“怕不怕?”赵永胜在他身边坐下。
二嘎子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小声说:“怕。但更怕打不赢。”
赵永胜摸了摸孩子的头。头发又硬又脏,像秋天的枯草。“打完这一仗,叔带你去沈阳吃老边饺子。”
“真的?”
“真的。”
二嘎子咧开嘴笑了,露出两颗虎牙。那张稚嫩的脸上,有种让人心头发酸的东西。
夜幕完全降临时,部队开始向攻击位置运动。五万人的队伍,像一条沉默的巨蟒,在夜色中蜿蜒前行。没有火光,没有声响,只有无数双脚踩过荒草和碎石时发出的、几乎听不见的窸窣声。
赵永胜走在队伍最前面。他的腿疼得厉害,每走一步都像有锥子在扎骨头。但他走得很稳,腰板挺得笔直。身后的战士们看着那个背影,心里就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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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片夜空下,大凌河东岸。
王栓柱趴在一片芦苇丛里,望远镜对准河对岸。河水在月光下泛着冷冷的银光,三座铁路桥像黑色的骨架横跨河面。更远处,那座唯一的木结构公路桥,在夜色中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
工兵连长猫着腰爬过来:“军长,炸药都埋好了。每座桥墩十二公斤TNT,保证连桥带墩子一起上天。”
“导火索呢?”
“双回路,一主一备。起爆点设在东岸那个土坡后面,视野好,也安全。”
王栓柱点点头,把望远镜递给身边的参谋:“你盯着,我去看看部队。”
伏击阵地设在河岸一片缓坡后面。战士们挖了简易的散兵坑,用芦苇和树枝做了伪装。很多人趴在坑里就睡着了——连续两天的急行军,铁打的人也扛不住。
王栓柱一瘸一拐地走着,尽量不发出声音。月光下,那些年轻的脸大多埋在臂弯里,看不清表情。但他知道,明天这个时候,这些人里至少会有三分之一再也看不到月亮。
他在一个散兵坑边停下。坑里是个老兵,四十多岁,姓刘,脸上有道从眉骨划到下巴的伤疤。老刘没睡,正用一块磨刀石慢条斯理地磨刺刀。
“老刘,还不睡?”
“睡不着。”老刘头也不抬,“军长,你说……咱们这次能把锦州的鬼子引出来吗?”
“能。”
“为啥这么肯定?”
王栓柱在坑边坐下,点了根烟——不是真抽,就是把烟夹在手指间,让那点红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因为石原莞尔输不起。义县丢了,辽西的门户就开了。他不敢不救。”
老刘磨刀的动作停了停:“军长,您说……咱们这么打来打去,啥时候是个头?”
这个问题,王栓柱答不上来。他吸了口并不存在的烟,看着烟雾在月光里散开。
“我老家在松花江边上。”老刘忽然说,“家里有三百地,两间草房。走的时候,媳妇怀孕五个月。现在……孩子该六岁了,不知道认不认得爹。”
“打完仗就回去。”王栓柱说,“我跟你一起去。”
老刘笑了,笑声很轻:“那敢情好。到时候请军长喝满月酒——虽然满月晚了六年。”
刺刀磨好了。老刘举起刀,月光在刀身上流淌,像一道水银。他把刀插回刀鞘,拍拍身边的土:“军长,您去歇着吧。明天……明天还得靠您指挥呢。”
王栓柱站起身,拍拍老刘的肩膀。想说什么,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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