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七日夜,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队从第一军驻地出发。他们不穿军装,而是化装成贩山货的商人、逃荒的难民、甚至还有两个扮成跳大神的神婆。武器拆开藏在货物里,电台拆成零件塞进掏空的榆木疙瘩。
带队的是许亨植亲自挑选的特种大队中队长,姓吴,原是个猎户,沉默寡言但眼神像鹰。出发前于凤至单独见他,只说了一句话:“活着把路探明白,带兄弟们活着回来。”
小分队分成六组,每组五人,走不同的路线向义县方向渗透。他们的任务不是作战,是摸清沿途每一个日军哨卡的位置、换岗时间,摸清大凌河沿岸每一处可以架设浮桥的河段,摸清当地老百姓对抗日武装的态度。
吴队长这组扮的是收皮货的行商。三挂大车,车上堆着硝过的鹿皮、狐狸皮,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武器藏在车底板夹层里,电台零件混在皮货里——那些硝皮用的芒硝和盐,正好掩盖电子元件可能散发的异味。
第一天很顺利。过第一个哨卡时,伪满警察只是掀开油布草草看了看,收了吴队长递过去的两包“老刀牌”香烟就放行了。车把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姓马,本地人,赶了一辈子大车,对这一带的路熟得闭着眼都能走。
“吴掌柜,”马老汉叼着烟袋锅子,声音压得很低,“前面二十里是沙河营,那儿卡子严,鬼子亲自把着。上个月有伙贩药材的被扣了,说是通匪,人到现在没放出来。”
“怎么个严法?”吴队长问,手里慢条斯理地缠着鞭绳。
“查车底,翻货物,人要搜身。鬼子兵还带着狼狗,那狗鼻子灵得很。”
吴队长点点头,不再说话。黄昏时分,车队在离沙河营五里的一片小树林里停下歇脚。他让队员们生火做饭,自己借着解手的机会钻进林子深处,从怀里掏出一张手绘的简易地图,就着最后的天光标记哨卡位置。
地图是许亨植亲自绘制的,只有轮廓,没有细节。吴队长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填满——哪里是开阔地,哪里可以隐蔽,哪里有小路可以绕行。
夜里下起了小雨。队员们挤在临时搭起的油布棚子下休息,两个人轮流放哨。吴队长没睡,他坐在车辕上,耳朵听着雨打树叶的声音,眼睛望着沙河营方向隐约的灯火。
马老汉挨着他坐下,递过来半块烤热的饼子:“吴掌柜,睡不着?”
“心里有事。”
“是打仗的事吧。”马老汉吸了口烟,烟锅在雨夜里明明灭灭,“我看得出来,你们不是寻常买卖人。手上茧子的位置不对——赶车的手茧在掌心,耍枪的手茧在虎口。”
吴队长身体微微一僵。
“别慌。”马老汉摆摆手,“我三个儿子,老大死在锦州,老二跟着你们队伍走了,老三……”他顿了顿,“老三给日本人当差,在县警察队。这事儿我没跟别人说过。”
雨声渐渐大了。远处传来狗吠声,忽远忽近。
“您老为啥跟我说这些?”吴队长轻声问。
“因为我看出你们要干大事。”马老汉磕了磕烟锅,“沙河营的鬼子,三天前突然增兵了。原来是一个小队,现在是一个中队,还拉来了两门炮。我估摸着,是知道你们要来。”
吴队长的心沉了下去。如果沙河营的日军有防备,整个渗透计划都可能暴露。
“有法子绕过去吗?”
“有。”马老汉指向东南方向,“从老鹰沟走,多绕四十里山路,但能避开所有卡子。就是路险,大车过不去。”
“人能过?”
“能。我年轻时打猎常走。”
吴队长盯着老汉的脸看了很久。这张脸沟壑纵横,眼神浑浊但深处有光。他在判断——这是陷阱,还是真心帮忙?
“您老为啥帮我们?”
马老汉沉默了很久。雨打在他佝偻的背上,蓑衣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老二走之前说,他们打仗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直起腰杆活着。”老汉的声音有些发颤,“我活了五十多年,腰杆从来没直过。先是张大帅,后是日本人,见了当兵的就得低头。我就想啊,要是真能有那么一天……”
他没说完,但吴队长懂了。
“马叔,”他第一次换了称呼,“等这仗打完,我请您喝酒。喝最好的高粱酒。”
老汉咧嘴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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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锦州城关东军守备司令部。
司令官石原莞尔少将——不是那个着名的石原莞尔,是他的远房堂弟——正对着地图发呆。地图上,代表抗日武装的红色标记像霉菌一样,从北满向南蔓延,最近的一个已经出现在离锦州不到一百公里的医巫闾山。
副官敲门进来,手里拿着刚收到的电报。
“将军,奉天司令部急电。要求我部加强戒备,特别是大凌河沿线。据可靠情报,抗联主力有异动。”
石原接过电报,扫了一眼就扔在桌上:“异动?他们哪天没有异动?山田司令官太过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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