镐京的宫殿,突然变得很空。
不是没有人。恰恰相反,周公、召公、还有一众卿大夫,每天依旧准时出现在那些铺着茵席、陈设着青铜礼器的厅堂里。案几上堆放的简牍似乎比以往更多了,传递文书的寺人脚步匆匆,压低声音的商议从早到晚几乎不停。
但所有人,从位高权重的“二公”,到门口执戟的卫士,心里都清楚:那个最高、最中央的位置——天子的御座,空了。而且,不知道要空多久。
厉王姬胡,被愤怒的国人像赶野狗一样赶出了镐京,狼狈逃窜到“彘(zhì)地”(今山西霍州),成了个有家不能回、有名无实的流亡者。他的太子姬静(后来的周宣王),当时还是个半大孩子,吓得躲进了召公的家里,差点被攻破宫门“搜王”的国人揪出来杀掉。是召公狠心交出了自己的儿子顶替,才保住了这根独苗。
天子跑了,太子藏了。按照老祖宗的规矩,这叫“主少国疑”,已经够麻烦。现在是“主逃国乱”,简直闻所未闻。
《史记》用一句话概括了这局面:“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
“共和行政”——听起来像个稳固的联盟。但只有身处那间“会议室”(姑且这么称呼那些不再有天子的议政场所)里的人才知道,这十四年,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薄冰上行车。
一、权力的真空与“补位”的焦灼
厉王跑路的那一刻,权力金字塔的尖顶瞬间崩塌。但奇怪的是,整个金字塔并没有立刻散架。为什么?
因为利益相关方太多了,谁也不敢、也不愿让这个架子彻底倒掉。
对于周公、召公等王室重臣和畿内大贵族:
恐惧:国人暴动的威力他们亲眼所见。如果秩序彻底崩溃,暴民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他们这些“帮凶”或“既得利益者”。
利益:他们的权力、财富、地位,都绑定在“周”这个政治共同体上。周室若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责任与野心:作为姬姓宗亲(周公、召公都是王室分支)或世代重臣,他们有维护社稷的责任。同时,这权力真空,何尝不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不能当天子,但可以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
对于暴动后的“国人”:
发泄后的茫然:他们赶走了暴君,出了恶气。但接下来呢?日子还得过。镐京需要秩序,生活需要恢复。他们自己并没有一套替代性的政府方案。他们需要有人出来“主事”,恢复基本秩序。
警惕:他们对任何可能成为“厉王第二”的人都保持着高度警惕。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搜杀太子——斩草除根,防止报复。
对于四方诸侯:
观望与算计:中央的乱局,对他们来说是危机也是机遇。一些亲近的或许担忧,更多则可能暗中观察,甚至盘算着能否从中分一杯羹。如果镐京彻底无政府,诸侯干涉甚至争霸的戏码可能提前上演。
因此,一个诡异的平衡出现了:大家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维持基本框架,防止全面崩溃和外部干涉;但又绝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核心(尤其是成年君主),以免重蹈覆辙。
于是,“共和”成了唯一的选择。它不是基于某种先进的政治理念,而是各方势力在恐怖平衡下的无奈妥协和风险共担机制。
二、“会议室”里的游戏规则:没有天子的朝堂怎么玩?
没有了那个“一言九鼎”的最终裁决者,朝堂的运作规则必须彻底改变。
1. 决策机制:从“乾纲独断”到“集体协商”。
以前,大事天子拍板,或与个别重臣商议后独断。现在,任何重大决策——军事调动、财政安排、外交应对、甚至对厉王及太子地位的官方定性——都需要在“会议室”里,由周公、召公牵头,召集主要卿大夫进行充分(往往是激烈)的讨论,并尽可能达成共识。
史书没记载他们有没有“投票”,但“共识”一定是关键词。任何一方(尤其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重臣)的强烈反对,都可能使议案搁浅。决策效率必然下降,但避免了个人专断可能引发的剧烈反弹。
2. 权力制衡:微妙的“周-召”轴心。
“共和”以周、召二公命名,说明他们是核心。但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制衡。
周公:姬姓,正统宗亲代表,可能更侧重维护王室血脉(保护太子静)和宗法礼制的延续性。
召公:奭氏,虽也是姬姓分支,但家族久为重臣,可能更务实,更关注如何安抚国人、稳定局势。
两人需要密切合作,才能压服其他势力;但彼此也要互相盯着,防止一方独大,变成“摄政王”甚至僭越。他们很可能形成了某种分工,比如周公主内(礼制、祭祀、王室事务),召公主外(军事、外交、与国人沟通),重大事项联署。
3. 合法性来源:从“天命王权”到“危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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