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窒息的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仿佛能听到灰尘落地的声音。
过了足足有十分钟,也许更久,她才终于鼓起全身的勇气,用干涩沙哑的嗓音开口,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
“离婚吧。这样互相折磨着,拖着,对谁都没好处,孩子也跟着受罪。”
烟头上的火星猛地亮了一下,像是他骤然急促的呼吸。
他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抬起头,眼神跟淬了冰一样,冰冷、锐利,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偏执,死死地钉在她脸上:
“怎么?攀上吴良友那个高枝了?就想一脚把我这个绊脚石踢开?想甩了我?没门!我告诉你,万璐,你想都别想!老子就是拖,也要拖死你!你想跟那个姓吴的双宿双飞?做梦!除非我死了!”
说完,他猛地站起身,把手里的烟头狠狠摁灭在桌子上,留下一个焦黑的印记,然后“砰”地一声巨响,摔门而去,巨大的声响震得墙壁似乎都在颤抖。
万璐僵在原地,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在那一刻冻住了,停止了流动。
窗外的月光惨白地照进来,在地上投下她一个孤零零的、扭曲的影子,跟被人随手扔在路边的、没有生命的烂木头似的。
后半夜,他又是醉醺醺地回来,带着一身浓烈的、令人作呕的酒气。
他一把扯掉她的裤头,动作粗暴,没有任何前奏,也没有任何温情,像是在执行一项惩罚任务。
万璐像个没有知觉的木头人,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跟具冰冷的尸体没有任何区别。
他折腾够了,发泄完了,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倒头就睡,而是突然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闷着头,把脸埋在枕头里,压抑地、低低地哭了起来。
那哭声,嘶哑,扭曲,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了脖子发出的呜咽,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万璐麻木地转过头,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蒙了一层灰尘的结婚照。
照片里的他,穿着借来的、不太合身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脸憨厚朴实的笑容,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娶到她的满足。
才几年啊?照片的颜色还没怎么褪,怎么人,就变成了现在这副鬼样子?她怎么也想不明白,生活这把杀猪刀,为何如此残忍。
天快亮的时候,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霍霍”磨刀声,又执着地响了起来。
从厨房的方向传过来,穿透薄薄的墙壁,一下,又一下,极其富有耐心和节奏,像是敲击在她的心脏上,敲碎了她最后一点自欺欺人的幻想。
她睁着空洞的眼睛,直到村子里的公鸡叫了第三遍,才敢悄悄地、如同游魂般起身。
她必须进城。立刻,马上。
一来,是去找吴良友。
单位机构改革的正式文件已经下来了,精简人员,竞争上岗。
她上次的笔试考砸了,成绩垫底。
如果再不赶紧活动活动,找领导说说情,走走关系,她这个干了快十年的岗位,肯定保不住,要下岗。
失去了这份工作,她和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二来,她要去县医院,找医生问问。
男人最近这种种反常的、极端的行为,暴躁易怒,疑神疑鬼,甚至出现幻听幻视(他总说听见有人半夜敲窗户,说看见吴良友在窗外对他冷笑),是不是精神方面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得了什么病?虽然她恨他,怨他,但毕竟夫妻一场,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真的彻底疯了,或者走上绝路。
可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吴良友大概率是不会帮她的。
上次在城区国土所门口,他当众被自己男人打得那么狼狈,颜面尽失,据说回去后还被纪委找去谈了话(虽然最后不了了之)。
两人之间那点本就见不得光、建立在脆弱利益交换基础上的暧昧关系,经过那场闹剧,早已彻底撕破脸,形同陌路了。
但除了去求吴良友,她还能去求谁呢?娘家弟弟刚盖了新房,欠着一屁股债,根本指望不上;婆家那边,婆婆早就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是“狐狸精”、“扫把星”,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帮她?
走了快一个小时,脚底板磨得生疼,终于看到了娘家那熟悉的院门。
万璐在门口停了停,深吸一口气,理了理被风吹得乱蓬蓬、如同枯草般的头发,又用袖子使劲抹了把脸,试图擦去一些疲惫和狼狈,这才用力推开了那扇虚掩着的、吱呀作响的木门。
母亲正抱着刚满一岁的小孙子,坐在屋檐下的小板凳上,小心翼翼地用勺子喂着米汤。
孩子裹着红色的小棉袄,脸蛋圆圆的,被初升的太阳照得红扑扑的,像个小苹果。
孩子看见她进来,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眨了眨,认出是她,手里的小勺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小嘴一瘪,眼圈一红,眼看就要哭出来。
万璐喉头猛地一紧,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酸涩难忍。
她赶紧别过脸,不敢再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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