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虎觉得自己快要被逼疯了。
他坐在自己的办公隔间里,对着摊开的笔记本和余文国那本人事档案,感觉像坐在一个逐渐升温的蒸笼里,四面八方都是无形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
笔记本上,“关于余文国同志的现实表现材料”那行标题,像几只嘲讽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桌上那瓶廉价的蓝黑墨水还没盖严实,散发出一股不太好闻的化学气味。
刚才手抖,不小心碰倒了墨水瓶,虽然及时扶起,但还是在稿纸上洇开了一小片,像一块丑陋的蓝色胎记,怎么擦也擦不掉。
他烦躁地把那页纸揉成一团,扔进脚边的废纸篓,纸团撞在铁皮篓壁上,发出轻微的“咚”声。
窗外的蝉鸣变本加厉,“知了——知了——”没完没了,声音尖锐得像是要刺破耳膜。
他猛地站起身,“哐当”一声把窗户推到底,灼热的风瞬间灌进来,带着街对面小吃摊飘来的、混合着油烟和食物馊掉的气味,并没让空气变得好闻,反而更添烦躁。
窗台上那盆无人打理的吊兰,枯黄的叶子耷拉着,在热风里微微颤抖,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他重新坐下,深吸一口污浊的空气,强迫自己拿起笔。
笔杆被他手心的汗浸得有些滑腻。
他决定先从余文国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写起,那时候的他,确实是个肯干事的年轻人。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跟余文国去一个偏远的乡镇核查土地纠纷。
那时候还没配公车,两人是挤长途班车去的,颠簸了三个多小时。
到了地方,为了核实一个地块的边界,余文国愣是冒着夏天的瓢泼大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的田埂上走了好几里路,回来时浑身湿透,像个泥猴,裤腿上还沾着几根狗尾巴草,但他手里那个记录数据的笔记本,却被他用塑料袋包得好好的,一点没湿。
就因为这事,余文国后来还得了面“先进工作者”的锦旗,在局里大会上被表扬过。
林少虎在笔记本上写下:“该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具备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
笔尖悬在纸上,墨水慢慢凝聚成一滴,欲坠不坠。现在写这些,算什么?是为一个可能贪赃枉法的人涂脂抹粉吗?他仿佛能听到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冷笑。
他甩甩头,试图继续。
笔尖刚触到纸面,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另一幅画面:那是去年年底,距离黑川项目招标没多久。
他晚上加班整理文件,路过余文国办公室,门虚掩着,看到余文国正背对着门口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里的兴奋却掩不住:
“……放心吧陈总,流程肯定没问题……吴局那边……嗯,明白,都打点好了……你那辆新买的奥迪A6不错啊,啥时候也带我兜兜风?哈哈……”
当时他没在意,只觉得余文国社会关系广。
现在串联起来想,那个“陈总”,八成就是黑川项目三标段的承包商陈建国!而那辆奥迪A6,余文国后来还真开上了,虽然只开了不到两个月,就说是“朋友借的”,现在想来,恐怕没那么简单!
还有余文国手腕上那块突然多出来的、亮闪闪的欧米茄手表,据说是“香港亲戚送的”;他老婆孙秀莲手指上那个分量不小的金镯子;他家儿子突然转去的那个学费昂贵的私立幼儿园……这些以前被忽略的细节,此刻像无数个碎片,拼凑出一幅让他脊背发凉的画面。
“啪!”林少虎猛地将笔拍在桌上,笔杆弹跳了一下,滚到桌边,差点掉下去。
他双手插进头发里,用力揪着发根,试图用疼痛来驱散心里的混乱和厌恶。
他重新拿起余文国的档案袋,像是要寻找某种支撑或者反驳的证据。
他直接翻到最后一页,抽出那张《关于给予余文国同志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白纸黑字,红头公章,写得清清楚楚:余文国在负责城东片区土地评估期间,接受开发商宴请,并应对方要求,擅自将一块工业用地的评估等级从三级提高到二级,致使国家损失土地出让金十余万元。
处理结果是:全局通报批评,扣发三个月奖金。
这份处分决定,当时在公告栏里贴了足足一个月,全局上下无人不知。
可后来,不知怎的,风声就慢慢过去了。
余文国沉寂了几个月后,反而更受“重用”,被安排负责更重要的黑川项目。
而真正对项目有发言权的原开发公司经理廖启明,却坐上了冷板凳。
现在想来,这背后要是没有吴良友的默许甚至推动,怎么可能?
吴局长现在让他写现实表现材料,却明确指示要忽略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这分明就是**裸的包庇!
是要让他林少虎也跟着一起,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
他想起昨天在法制节目里看到的那个案例,邻县建设局的那个小办事员,因为听从领导指示,出具了虚假的项目验收证明,最后东窗事发,领导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却被以玩忽职守罪和伪证罪判了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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