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当!”
局长办公室的门被吴良友用力甩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震得墙皮似乎都簌簌往下掉灰。
他背靠着冰凉的门板,像条离水的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腔里心脏狂跳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孙秀莲那绝望的眼神、嘶哑的哭喊,如同鬼魅般在他脑海里盘旋不去。
他用力甩了甩头,试图驱散这些影像,眼下有更重要、更致命的事情需要处理。
快步走到办公桌前,他蹲下身,有些急躁地拉开最底层那个带锁的抽屉——钥匙因为手抖,试了两次才插进去。
抽屉里杂乱地堆着些旧文件、半盒受潮的茶叶,还有一个用橡皮筋捆了好几圈的蓝色塑料袋。
他一把将塑料袋扯出来,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僵硬,解橡皮筋时差点把它崩断。
塑料袋里是几份泛黄的旧报告,他看也不看直接扒拉到一边,从最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很普通,边缘已经磨得起毛,边角卷曲,上面没有任何字样,但捏在手里的厚度却让他心惊肉跳。
他小心翼翼地将信封里的东西倒在桌上——是几张银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
日期清晰地指向去年黑川项目招标前后,最早的一张,正好是他签字同意余文国负责该项目后的第三天。
汇款方账号被人用刀片之类的东西刻意刮花了,模糊不清,但收款方户名栏里,“余文国”三个字却清晰得刺眼。
吴良友的手指抚过那熟悉的名字,指尖冰凉。
他记得太清楚了,这是去年年底,项目进展“顺利”时,余文国在一个下班后的黄昏,偷偷塞进他大衣口袋的。
当时余文国脸上堆着谄媚又带着一丝忐忑的笑,压低声音说:“吴局,项目奖金,您那份……一点心意,辛苦您了。”
他当时推拒了几下,但余文国按着他的手,眼神里有种“你懂的”的意味。
他最终半推半就地收下了,回到家,趁着老婆孩子没注意,躲在书房里,戴着老花镜,就着台灯反复看了那数字好几遍——五万块。
当时心里除了忐忑,竟还有一丝隐秘的喜悦,觉得余文国这小子会来事,这项目交给他没错。
现在再看这些纸片,它们不再是“奖金”,而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能把他拖入万劫不复深渊的铁证!
余文国进去了,谁能保证他不会为了减刑,把这些都抖出来?谁能保证这些凭证的原始记录没有被检察院掌握?
桌上的老式座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在死寂的房间里如同惊雷。
吴良友吓得浑身一哆嗦,猛地看向电话,屏幕上显示的是内部短号。
他盯着那不断跳跃的数字,像盯着一条毒蛇,迟迟没有伸手。
铃声固执地响着,直到自动挂断,他才长长吁出一口气,后背又是一层冷汗。
不行,这些东西绝对不能留!
他不再犹豫,抓起那几张轻飘飘却重如千钧的纸,快步走到墙角那台落满灰尘的碎纸机旁。
这台机器还是前年统一采购的,噪音大得吓人,平时很少使用。
他插上电源,机器发出沉闷的“嗡”声,仿佛一头被唤醒的野兽。
他把凭证一张张塞进入料口,听着锋利的刀片将纸张绞碎时发出的“嘶啦”声,感觉自己的神经也在一寸寸被割裂。
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锃亮的皮鞋尖上,他也浑然不觉。
当最后一张凭证被吞没,碎纸机似乎因为负荷过大,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咔哒”声,紧接着运转声变得异常,然后彻底停了下来——卡住了。
若是平时,他肯定会骂一句破机器,然后想办法清理。
但此刻,他看着碎纸机出口处那些纠缠在一起的、细碎的纸屑,心里反而升起一股变态的安全感。
卡住了好,卡住了就更看不出原来是什么了。
他甚至还不放心,又伸手把露在外面的些许纸屑使劲往机器深处塞了塞,确保万无一失。
做完这一切,他瘫坐回椅子上,像是刚跑完一场马拉松,浑身虚脱。
目光无意间扫过桌上的台历,红框清晰地标着“2012年6月21日”。
距离余文国被带走,已经整整170个小时。
这170小时,他度日如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余文国被带走那天的场景,又一次不受控制地浮现。
那天阳光很好,他正在看黑川项目的进度报告,余文国还在隔壁档案室,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哼着《涛声依旧》……
一切看似平常,直到那两名穿着笔挺制服、面容冷峻的检察官走进他的办公室,出示证件,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
他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只能眼睁睁看着余文国被从档案室叫出来。
余文国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变得惨白,手里拿着的、自己送他的那支英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笔尖似乎都摔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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