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天的日头毒得像下了火,县国土局办公楼前的花岗岩台阶被晒得能煎鸡蛋,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沥青融化的呛人味道。
孙秀莲穿着一双快磨透底的塑料凉鞋,一步一步往上挪。
凉鞋带子断了又拿火烫接上,此刻烫接的地方硌着脚趾缝,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汗水顺着她散乱的发髻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刺得她直流泪。
她也顾不上擦,心里就揣着个破风箱似的念头,呼啦呼啦地响:必须找到余文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都多少天了?电话打不通,人不见影儿,儿子小辉天天夜里哭醒要找爸爸,幼儿园催缴学费的通知单在她那洗得发白的布口袋里揣着,像块烙铁烫着她的心。
她一个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天塌下来也只能自己顶着。
走到第七级台阶,孙秀莲停了一下,喘着粗气。
这级台阶边角有道不显眼的裂缝,去年余文国晚上加班回来,在这儿结结实实摔了一跤,膝盖肿得老高,在家歇了三天。
当时他只说天黑没看清,孙秀莲还怪他毛手毛脚。
现在想来,那晚他回来时就魂不守舍,对着那碗她热了三遍的西红柿鸡蛋面,半天没动筷子,眼神躲躲闪闪,问啥都支吾过去。
会不会那时候,他心里就揣上事了?
她盯着那裂缝,心里发寒,咬咬牙,抬脚跨了过去。
办公楼门口的伸缩门关着,旁边门卫室里,老聂正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根烟,眯着眼听收音机里的地方戏,手指在膝盖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
“哎,哎,找谁啊?”
老聂瞥见孙秀莲要往里闯,探出半个身子,哑着嗓子喊,烟灰簌簌地掉在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保安制服上。
“我找余文国!他是你们这儿的,我是他老婆!”
孙秀莲的声音带着哭腔,又急又慌,心脏在瘦弱的胸腔里“咚咚”狂跳,震得她耳膜发鸣。
“余文国?”老聂把烟从嘴角拿下来,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眼神里带着一种混合了同情和避之不及的复杂情绪,“他……他好几天没来了,听说……”
老聂的话说了一半,像被鱼刺卡住,眼神飘忽着不敢与她对视。
这欲言又止的样子,像根火柴,“嗤”一下点着了孙秀莲心里积压已久的恐慌和委屈。
她不等老聂说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猛地推开那扇小门,埋头就往里冲!
“诶!你这人怎么回事!站住!没登记不能进!”
老聂在后面急得跺脚,抓起橡胶棍追出来,可他一个老头子,哪里追得上心急如焚的孙秀莲?
孙秀莲顺着记忆里余文国带她来过的方向,沿着水磨石地面的走廊拼命往前跑。
走廊墙壁下半截刷着绿色的油漆,上半截是惨白的墙灰,许多地方已经斑驳脱落。
她的脚步在空旷的走廊里激起回响,旁边办公室的门有的开着条缝,探出几张或好奇或惊愕的脸,又很快缩了回去。
此刻,二楼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老旧空调外机“哐当哐当”嘶吼着,吹出的风带着一股铁锈和灰尘的混合味儿,非但没带来凉爽,反而更添烦躁。
长条会议桌的红漆掉得七七八八,露出底下发黑的木头。
投影仪像个垂死的病人,“嗡嗡”作响,将黑川项目的规划图投射在幕布上,晃动的蓝光映在主持会议的吴良友脸上,把他眼角的皱纹和刻意维持的镇定都照得一清二楚。
吴良友手里捏着激光笔,红点在规划图上一块低洼地处画着圈,声音努力保持着洪亮:“这块地,填土工程必须在下个月十号之前完成!设计院那边已经催了三次了,再拖下去,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他说话时,唾沫星子不经意溅到胸前的白衬衫上,留下几个不起眼的小点。
下面坐着的人,心思显然都不在会上。
副股长刘梅低着头,在本子上画着谁也看不懂的涂鸦;办公室林少虎眼神放空,盯着天花板角落里一块蛛网状的霉斑发呆。
只有余文国常坐的那个位置空着,桌上还放着他那个印着“劳动模范”字样的搪瓷杯,杯沿那圈深褐色的茶垢格外显眼,仿佛还在等着主人的归来。
突然,一阵凄厉的哭喊声由远及近,像一把冰冷的锥子,猛地扎破了会议室里虚伪的平静。
“余文国!你给我出来!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们娘俩死活了吗——!”
声音带着绝望的嘶哑,越来越近,最后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会议室那扇本就有些松动的木门被猛地撞开!
所有参会人员都吓了一跳,齐刷刷地望向门口。
只见孙秀莲头发散乱,眼眶红肿得像熟透的桃子,脸上汗水泪水混在一起,冲开灰尘,留下道道污痕。
她瘦弱的身子依靠在门框上,仿佛随时会倒下。
“这……这是谁啊?怎么跑这儿来了?”林少虎扶了扶眼镜,小声嘀咕,手不自觉地摸了摸抹得油光锃亮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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