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初秋,陕西北部,延安府至榆林段的铁路工地。
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一条宽阔的路基正在向前延伸。
这是“三横五纵”铁路网中“陇海线”的北延段,连接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的关键工程。
工地绵延数十里,景象震撼。
最前方是勘探队,使用改良的“罗盘仪”和“水平仪”测定路线,每百步钉下木桩,标出高程。
紧随其后是土方队。
数百名精壮汉子——其中大半是退役的西征军士兵,被编为“铁路建设兵团第三旅”——挥舞着铁锹、镐头,开挖路基。他们号子声震天,动作整齐划一,效率远非寻常民夫可比。
“旅帅!前面遇到石岗!”一名队正跑来报告。
被称为“旅帅”的汉子名叫赵铁柱,原是王阳明麾下的把总,黑脸膛,左颊有一道刀疤。他眯眼看了看前方裸露的岩石层,挥手:“让开!上‘破山雷’!”
几名工兵上前,在岩石上钻孔,填入小包火药,接上引线。众人退后百步。
“轰——隆——”
闷响过后,石屑纷飞,岩层裂开缝隙。
“蒸汽锤队!上!”赵铁柱再令。
四台蒸汽驱动的“破山锤”被牛车拉到前线。这种新式机械有一个巨大的铸铁锤头,通过锅炉产生的蒸汽驱动活塞,带动锤头反复举升、砸落。每台需三名工人操作:一人司炉,一人控制阀门,一人扶稳导向架。
“咣!咣!咣!”
沉重的锤击声有节奏地响起,裂缝的岩石被进一步破碎。
碎石由工人用铁簸箕装上手推车,运到一旁堆积,留作道砟。
路基平整后,铺轨队登场。
钢轨是从鞍山铁矿区运来的标准化产品:每根长十丈,重约八百斤,截面呈工字形,底部有预留的螺栓孔。轨枕是浸过桐油的硬木,也是标准尺寸。
铺设过程宛如流水线:先铺轨枕,调整间距;再用简易龙门吊将钢轨吊装到位;工人用特制的扳手拧紧鱼尾板螺栓;最后用道钉将钢轨固定在轨枕上。
“都检查仔细了!轨距必须是四尺五寸,一寸不能差!”格物院的技术吏员拿着卡尺,一段段测量。
赵铁柱巡视到一段刚铺好的轨道旁,蹲下身,用手摸了摸冰凉的钢轨表面。上面凸印着两行小字:“大明格物院监制 弘治三十三年 鞍山铁厂”。
“旅帅,照这进度,再有三个月,就能铺到榆林了。”副手兴奋地说。
赵铁柱点点头,望向北方。那里是毛乌素沙地的边缘,也是规划中“引黄灌溉”工程的起点。“铁路通了,水泥、机械就能直接运过去。到时候,把黄河水引上来,沙漠也能变良田。”
他转身看向身后热火朝天的工地。
除了筑路工人,还有许多随军家属在工地旁搭建了临时窝棚,妇人们烧水做饭,孩子们在土坡上玩耍。
更远处,已经能看到几排新建的砖瓦房——那是给铁路工人的安置点,每户一个小院,附带菜地。
“告诉兄弟们,”赵铁柱提高嗓门,“朝廷有令,铁路修通后,愿意落户沿线的,每人授田三十亩,前三年免赋!子弟可优先入铁路学堂,学格物、学驾驶!咱们这代人流血打仗,为的不就是让子孙过上好日子吗?!”
“万岁!万岁!”欢呼声在黄土沟壑间回荡。
铁路,不仅是钢铁的脉络,更是人口迁徙、经济流通、边疆稳固的血管。
沿着这条正在生长的铁轨,退役士兵、流民、手工业者将如血液般泵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将原本松散的地理空间,紧密地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中。
几乎同时,甘肃肃州(酒泉)以北三百里,疏勒河故道。
这里已是戈壁边缘,放眼望去,砾石遍地,只有零星的骆驼刺在风中颤抖。
但此刻,一片约千亩的土地却被木栅栏围起,内部划分成整齐的方块。
栅栏外立着一块大木牌,朱漆大字:“大明屯垦总局 疏勒河改良坎儿井示范区”。
栅栏内,数百人正在忙碌。
他们大多是来自陕西、河南的流民,衣衫褴褛但精神尚可。
在住建部水利吏员的指挥下,他们沿着规划好的线挖掘一道深深的沟渠——这不是普通的沟,而是“改良坎儿井”的集水廊道。
传统的坎儿井是干旱地区利用地下水的水利工程,通过竖井、暗渠、明渠将深层地下水引至地表。
但受限于技术和材料,往往深度有限,易坍塌,出水量小。
而“改良坎儿井”运用了大明的新技术:
首先,用“洛阳铲”改良的螺旋钻探器,快速打下深达十丈以上的竖井,探明地下水脉。
然后,在竖井之间挖掘暗渠时,使用“水泥预制涵管”——这些涵管在肃州城的工坊里批量生产,每节长六尺,直径三尺,两端有榫卯接口,内壁光滑。
工人在井下将涵管一节节对接,缝隙用水泥砂浆抹平,形成坚固、防渗的输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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