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那一番关于“守成之难于开创”的警醒之言,以及对于“任贤安民”这一治国根本之道的精辟阐发,字字千钧,句句诛心,如同一场思想的盛宴,又似一瓢冰冷彻骨的清泉,迎头浇下,让年轻的皇帝扶苏陷入了长久的、近乎凝固的沉默与沉思之中。
他端坐于那简陋却洁净的蒲垫之上,背脊挺得笔直,眉头却微微蹙起,仿佛承载着千钧重担。那双原本清澈温和的眼眸,此刻目光凝重,失去了焦点,仿佛穿透了茅舍的土墙,投向了帝国广袤疆域的每一个角落,投向了历史长河的深处。李斯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在他的脑海中反复回响、碰撞、激荡,与他登基以来所经历的种种、所见的种种、所困惑的种种,交织在一起,引发着剧烈的化学反应。时间,在这极致的静谧与深邃的思考中悄然流逝,窗外的月色缓缓偏移,星斗渐次隐没,直至东方天际泛起一丝微不可查的鱼肚白,扶苏才长长地、深深地舒出了一口积郁在胸中的浊气,缓缓抬起了头。
这一刻,他的眼中已褪去了片刻前的迷茫与沉重,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如同被秋雨洗过的晴空般的清明,以及一种磐石般不可动摇的坚定。这一次看似寻常的茅舍夜谈,对于这位年轻的帝王而言,其意义之深远,堪称是“帝受益匪浅归”。这“受益匪浅”,绝非泛泛的客套之词,而是体现在多个层面、深刻入骨的蜕变与升华。
其一,治国理念的深化与系统化,完成了从“术”到“道”的关键跃迁。 扶苏自登基以来,虽始终怀着一颗仁政爱民之心,努力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整顿吏治等各项新政,但其治国思想,更多是源于自幼接受的儒家经典熏陶,以及对先帝始皇晚年严刑峻法、大兴土木导致民怨沸腾的深刻反思,是一种基于道德本能和历史教训的“应激性”调整。他的施政,如同一位心怀善意的医者,针对帝国的沉疴积弊开出了一剂剂药方,但对于整个政治肌体的运行规律、对于帝国长治久安的深层逻辑,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系统、且能应对未来复杂长期挑战的、属于自己的统治哲学。
而李斯今夜所言,如同一位技艺超绝的建筑大师,为他勾勒出了一幅清晰而坚固的理论框架蓝图。他从李斯那里,不仅听到了具体“做什么”(例如,要任用贤能,要安抚百姓),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何必须要这样做”的内在逻辑(因为这是抵御“法弊、吏腐、势分、君逸”这四大守成之难的根本法宝),以及“如何才能将这些原则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明察、善任、善养、善督;恒产恒心,身安心寄,冤申苦诉)。尤其是李斯将“守成之艰难”与“任贤安民之必要”这看似两个维度的问题,用严密的逻辑链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他豁然开朗:自己未来所有的施政方略,无论是调整律法、改革官制、还是发展经济、巩固边防,其最终的评价标准与核心指向,都应当紧紧围绕着“是否能有效选拔和约束贤能”、“是否能真正使百姓安居乐业”这两大根本轴心展开。这种从具体政策之“术”向治国根本之“道”的升华与跃迁,对他而言,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成长,使他真正开始具备了一位成熟帝王所应有的宏观战略视野和哲学思辨能力。
其二,对潜在危机的清醒认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树立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醒之心。 扶苏天性仁厚宽和,看待事物往往更容易发现其积极、光明的一面,这种性格使他能赢得民心,但有时也难免会对潜藏在盛世表象下的暗流与风险估计不足,存在一丝“天下已定,可稍作喘息”的潜意识。而李斯今夜,毫不留情地、抽丝剥茧般地揭示了守成时期几乎必然会出现的那四大难题——“法弊”(制度僵化)、“吏腐”(官员**)、“势分”(权力分散)、“君逸”(君主懈怠),就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舟子,在他面前展开了一幅详尽的、标注了所有暗礁、漩涡与风暴区的航海图。这让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警醒,彻底驱散了任何可能存在的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他真正意识到,自己所统治的这个庞大帝国,并非固若金汤,而是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从内部腐蚀、瓦解的巨大风险。从此以后,他必须以一种更加审慎、甚至可说是如履薄冰的心态,以一种更加敏锐、如同鹰隼般的目光,去仔细观察帝国庞大肌体的每一次细微脉动,去洞察那些看似不起眼、却可能预示着更大危机的信号——某地赋税的异常波动、某位官员看似寻常的调动背后的人事纠葛、某条律法在执行中产生的偏差与怨言……这种深入骨髓的危机意识,是避免帝国重蹈历史上诸多强大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覆辙的最重要的前提。
其三,获得了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信心与可循的智慧法则,内心从“困惑”走向“澄明”。 在来这间乡野茅舍之前,扶苏的内心确实积压着不少难以对人言说的困惑与无力感。他深知朝堂之上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如何平衡元老勋贵、军功集团、文法之吏以及新兴士人之间的利益与诉求?他意图推动一些渐进式的制度改良,以期革除弊政,但又担心操之过急会引发动荡,这个“度”该如何把握?他颁布的诸多惠民政令,为何到了郡县层面,有时会走样变形,执行效果大打折扣?这些现实而棘手的难题,常常令他夜不能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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