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治乱的根本,在于陛下的心术修养。而当今最紧要的事务,则是辅佐太子、选拔贤臣、整顿朝纲、移风易俗、体恤民力、整饬军政这六项。臣冒死恳请详细陈述,望陛下垂听。以上是臣所奏陈的要点概述。
臣之所以将陛下的心术视为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何在?天下事务千变万化,头绪无穷,但无一不以君主的心术为根本,这是自然的道理。君主心术端正,天下事务无一不趋向正道;君主心术不正,天下事务无一能遵循正道。不仅赏罚劝惩会随着君主心术的倾向而产生必然影响,而且在潜移默化之间,其感召力更为迅速深远。因此君主虽以渺小之身居于深宫,其心术的邪正看似难以窥测,但其外在表现却如同被众人注目指点般无法掩饰。这正是大舜提出“惟精惟一”的告诫,孔子强调“克己复礼”的道理,都是为了端正君主心术,作为治理天下万事的根本。
君主心术端正后,自然耳聪目明,举止合乎礼法,言行无不中正。因此行事恰到好处,能够把握分寸,即便治理天下之大,也没有一人不感念君主的仁德。然而君主心术邪正的验证,最先体现在家人身上,其次影响左右近臣,然后才会波及朝廷乃至天下。如果宫廷之内端庄肃穆,后妃具备《关雎》所赞的美德,后宫没有恃宠骄纵的非议,嫔妃按序承恩,无人敢倚仗私恩扰乱礼法,收受贿赂或请托钻营,这便是家道端正的表现。退朝闲暇之时,君主安适从容,皇亲贵戚、近臣侍从、宦官仆役各司其职,对上敬畏君主威严,对下谨守本分,无人敢内外勾结、窃弄权柄、招权纳贿、扰乱朝政。这便是左右近臣端正的表现。
君主在内能自我反省,在外能贯彻朝堂,内外之间光明磊落毫无私心杂念,这样发号施令时群臣才会深信不疑,任用贤能罢黜奸佞时众人才能心悦诚服。朝纲得以整肃而不受侵扰,政事得以修明而不存偏私。如此才能使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不遵循正道,治国之道方能完备实现。
君主心术若有一丝不正,那么前述各项就无从端正;若这些方面出现偏差,却还自称心术端正,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古代圣王都战战兢兢地持守本心,即便身处繁华纷扰之中,独处放纵之地,仍能精诚专一,克己复礼,如同面对神明,如临深渊,不敢有片刻懈怠。即便如此,仍担心在细微隐晦之处,可能有过失而不自知。
因此古代圣王设立太师、太保等官职来启迪自己,设置谏议大夫等职位来规劝自己。凡是饮食起居、服饰用具、财物开支,以及宦官宫女的管理,全都交由冢宰统辖。使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制度的约束,没有丝毫空隙、片刻时间可以隐藏私心杂念。虽然贵为天子,深居宫禁之中,却始终如同置身宗庙朝廷般庄严肃穆。这正是先王治国之道能够由内而外、由小及大,达到纯粹无瑕境界的原因。其遗留下来的风范功业,至今仍可作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以上所述是古代圣王端正心术的方法。请陛下试想:我们如今在精诚专一、克己复礼方面,是否曾下过这样的功夫?在修身齐家、端正左右近臣方面,是否取得过这样的成效?宫廷内部事务,臣下固然无从知晓,但未见其形先观其影,未睹其内先察其外,如今爵位赏赐的泛滥,贿赂之风的盛行,市井间的窃窃私语,早已不胜枚举。臣私下由此推测,恐怕陛下在治家方面的修养,尚未能达到古代圣王的境界。以上所言说明修身齐家之道,尚未完全遵循正道。
至于陛下对身边宠信之人恩宠过度的问题,先前龙大渊、曾觌、张说、王拚等人,都因亲近陛下而官至卿相。他们权势熏天,显赫一时,如今已不必多言。唯有前些日子臣当面进谏的那位,即内侍甘昪,虽然承蒙陛下委婉开导,但臣愚钝,始终认为这类人只应让他们看守门户、传递命令、做些洒扫杂役,不该过分抬举重用,使他们得以在内施展谄媚手段,用精巧伎俩迷惑圣心;在外结党营私、招揽权势,从而妨碍朝政。至于他们是否有才能、是否有罪过,本就不该讨论。更何况有才能恰恰会助长其奸邪,有罪过就更不该再任用?比如之前让他主持丧葬事务,奉旨料理灵堂事宜,此事传开后,远近听闻者无不暗中讥笑。
臣实在不知,当国史记载此事,野史流传此事,传到邻邦,传至后世,世人将如何看待陛下?纵使其中另有隐情,如陛下前日向臣解释的那样,陛下又怎能向每家每户逐一解释清楚?这些宦官小人本非正人,却迷惑圣心,损害圣德到如此地步,而公卿大臣们竟袖手旁观,无一人进言匡正过失。臣最初痛心之处正在于此。待臣来到都城,更发现这类受重用的小人不止一个,就连侍从之臣中也有出自他们门下者。至于他们敛财的门路,则不仅针对士大夫,更专门勾结将帅。臣前日曾当面奏明此事,陛下也告诫臣应当严查并痛加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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