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火车最后一声疲惫的嘶鸣,这头钢铁巨兽终于缓缓停靠在了临沂站的月台上。
与洛阳那种深沉厚重、连空气中都仿佛弥漫着千年帝都尘埃气息的古城不同,临沂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更加鲜活、更加热烈、甚至带着几分粗粝的商业与生活活力。站台上,南来北往的旅客推搡着,夹杂着浓重山东口音的叫卖声、争吵声此起彼伏;空气中,不再是历史的霉味,而是煎饼果子那朴实的麦香与大酱的咸香,混合着海边城市特有的、一丝若有若无的咸腥。这一切都在清晰地提醒着林岳和梁胖子——他们已是漂泊无根的异乡异客。
两人没有片刻停留,随着人流走出车站,迅速消失在城市纵横交错的街道里。他们最终在一条背离主干道、靠近城乡结合部的混乱区域,找到了一家名为“红运旅社”的小招待所。这种地方龙蛇混杂,人员流动性极大,登记管理混乱不堪,是藏匿身形的最佳选择。
房间狭小而潮湿,墙皮大块大块地剥落,露出里面暗黄色的砖石,空气中飘着一股永远散不去的霉味和廉价消毒水的味道。但对刚刚逃出生天的林岳和梁胖子来说,这里已经是天堂。
“把头,我出去踩踩盘子,顺便摸摸情况。”梁胖子几乎是立刻就进入了“工作状态”。他从那个破旧的帆布包里翻出一套在火车上买的、本地最常见的廉价运动服换上,又将头发用水胡乱揉了几下,整个人瞬间就从一个眼神悲戚的逃亡者,变成了一个看起来有些邋遢、准备进城务工的普通农民。他揣上几包“大前门”香烟,对林岳点了点头,便毫不犹豫地转身,消失在招待所外愈发浓稠的夜色之中。
房门被轻轻关上,房间里只剩下林岳一人。
他没有开灯,任由自己被黑暗吞噬。他走到窗边,仔细检查了窗户的插销,又回到门口,将门反锁后,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玻璃杯,轻轻地、以一个特定的角度斜靠在门把手上。这样一来,只要门外有人试图转动把手,哪怕是最轻微的动作,玻璃杯也会瞬间滑落,发出的碎裂声足以在第一时间惊醒他。
做完这一切,他才拖着仿佛灌了铅的双腿,坐到那张吱呀作响的硬板床上。他没有像在火车上那样抱着凤鸣铜爵,而是将一个用军绿色布包包裹着的小小方盒,轻轻地放在了膝上。
盒子里没有骨灰,只有一把从石头哥坠落的悬崖边,被鲜血浸染过的泥土。这是他们唯一能带出来的、关于那个男人的“遗物”。
抱着这个比千斤巨石还要沉重的盒子,林岳独自一人坐在无边的黑暗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决策者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巨大压力和孤独。在火车上,他可以靠着仇恨和计划强行支撑,但当一切安静下来,当只剩下他一个人面对这未知的城市时,那种如同潮水般涌来的迷茫和恐惧,几乎要将他淹没。
他知道,从他接过发丘印的那一刻起,梁胖子的命,陈晴姐的命,师父的命,甚至石头哥未了的心愿,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了他这个年仅二十岁的肩膀上。从今往后,他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都直接关系到整个团队的生死存亡。
这份责任,比死亡本身,更加沉重。
夜色下的临沂城,展现出与白日截然不同的面貌。视角切换到梁胖子,他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要去的地方,从来不是那些灯红酒绿的高档会所或歌舞厅,因为那些地方的秩序,反而是一种伪装,真正的情报与交易,往往滋生在城市边缘那些最混乱、最没有秩序的角落里。
他的第一站,是临沂城郊一个巨大的货运市场。午夜时分,这里依旧灯火通明,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如同钢铁巨兽般喘着粗气,南腔北调的司机和装卸工们,正凑在路边摊上,就着几碟花生米和猪头肉,喝着廉价的散装白酒。
梁胖子很自然地凑了过去,花了几块钱要了一瓶“兰陵大曲”,便端着酒杯挤到了几个聊得正欢的卡车司机那一桌。
“几位大哥,跑长途的吧?辛苦辛苦!小弟也是干这行的,车在后面坏了,等配件呢,一个人喝着闷,跟几位大哥凑凑热闹,不嫌弃吧?”他脸上堆着憨厚的笑,说话间已经主动给几位司机的杯子里满上了酒。
跑长途的司机大多性格豪爽,见他如此上道,也没人拒绝。三杯酒下肚,气氛便热络起来。梁胖子绝口不提任何敏感问题,只是天南海北地跟他们吹牛,抱怨路况不好、油价太贵。在看似不经意的闲聊中,他轻描淡写地问道:“最近路上条子查车查得严不严?我听人说,好像在逮什么人,咱们这边没啥动静吧?”
一个喝得满脸通红的司机打了个酒嗝,大手一挥:“严个屁!就前两天在高速口设了几个卡,查了两天就撤了。听说是在找一伙从河南那边窜过来的贼,不过风声早就过去了。倒是最近,总看见几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越野车在附近晃悠,不像是跑货的,神神秘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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