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初秋,依然是带着微凉的湿气,苏州河畔的红船被脚手架围了起来,竹制的架子上还挂着工人师傅们的蓝布工装,风一吹轻轻晃动,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修缮工人的锤子声此起彼伏,敲在船板上的回响,像穿越半世纪的心跳,一下下撞在岸边的石阶上。
司徒倩站在岸边,手里攥着块刚买的桂花糖糕,油纸袋传来淡淡的甜香。她看着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剥离船底的旧漆,那些暗红的漆皮卷曲着脱落,露出下面浅黄的木质,像揭开一层尘封的记忆。
忽然,听见一声惊呼——负责清理船尾暗格的老木匠直起身,手里捧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盒盖与盒身被铁锈粘成一团,边角还卡着半片干枯的玉兰花瓣,花瓣边缘带着点浅褐,像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这个铁皮盒子被铁锈裹得严实,老木匠用扳手撬了好一会儿才打开,扬起一阵呛人的灰尘,带着霉味和桐油混合的气息,引得旁边的小徒弟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盒子里面整齐地码着几封泛黄的信,信封边缘已经脆化,稍一触碰就簌簌掉渣,上面的邮戳是1949年的香江,盖着“维多利亚港”的红色印记,边缘还有当年邮局盖戳时不小心沾到的墨点。
而且,在最上面的一封信,收信人是“司徒远亲启”,字迹力透纸背,笔锋带着股韧劲,寄信人署名处,赫然写着“许世昌”。
“这是爷爷写给外公的信。”司徒倩的指尖抚过脆硬的纸页,指腹的温度似乎能让沉睡的字迹苏醒,字墨迹却是在岁月里晕开了。
但是,仍能清楚地看出开头的字:“亨利集团欲炸红船,恐伤及婉清,速将进步人士转移至法租界仓库,钥匙在戏箱第三格,箱底垫着块蓝印花布……”
信纸中间还有着处深深的褶皱,像是被人紧急攥过,留下的指痕边缘微微发黑,想来是当年读信人太过急切,指甲都掐进了纸里。
这时,传呼机刚好震动了起来,“嘀嘀”声在空旷的河畔格外清晰,司徒倩从斜挎的帆布包里掏出它。
只见屏幕上跳动着许峰的消息,带着香江的晨雾:“爷爷的书房找到份密约,签字人有林兆堂。”她低头看了看手里还没吃完的桂花糖糕,甜香似乎也淡了几分。
林兆堂——那个在香江商界以“慈善家”面目示人的老头,总在春节寄来香江的腊味,去年还捐了笔钱给红船修缮,此刻想来,那些用红绳捆着的腊肠,竟都裹着糖衣般的伪装。
这些工人们还在清理暗格,老木匠的徒弟又从里面摸出个小小的日记本,巴掌大小,封皮是米白色的绸缎,上面绣着朵枯萎的玉兰花,丝线已经发黑,却能看出当年绣时用了深浅不一的蓝线,想来盛开时定是极美的。
当她翻开第一页,是姨婆司徒婉清的字迹,娟秀却有力:“1949年秋,红船泊港,林兆堂登船检查,穿件深灰西装,袖口磨得发亮,袖中藏有炸药引信,与港警陈家豪阴谋地交换彼此眼色时,袖口露出半枚亨利集团的徽章,黄铜的,闪着冷光……”字里行间还夹着片干枯的紫荆花瓣,想来是当年从香港带来的。
然而,在香江的许家老宅,客厅里的吊扇慢悠悠转着,扬起桌上宣纸的边角。许峰正对着台灯研究那份泛黄的密约,台灯的玻璃罩上积着层薄灰,还是前几日佣人擦过的。
这羊皮纸的边缘已经磨损,卷成波浪状,却仍能看清英资财团的烫金印章,像只沉墨的眼睛一样,以及“事成之后,赠予林兆堂香江码头三成股份”的条款,字迹是用羽毛笔写的,墨色发乌,笔画间带着些犹豫,像是下笔时心里藏着不可言明秘密。
而且,标注着签约日期是1983年,正是中英谈判最胶着的时刻,爷爷的日记本就摊在旁边,其中一页写着“英资躁动,港人惶惶,今日街市菜价又涨了两毛”,字迹潦草,透着股焦虑。
“林兆堂不仅参与了1949年炸船,”陈宇的声音带着愤怒,把份调查报告拍在桌上,纸张边缘都被拍得发卷,露出里面夹着的几张老照片,“1983年他还想联合英资,趁谈判动荡低价收购红船旧址,建英资会所,合同都拟好了,连门口的石狮子样式都选好了,只等政策空隙签字。”
初秋,天气总会多变,在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打在老宅的琉璃瓦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檐角的铜铃被风吹得轻轻摇晃,声儿有些哑,像是哭了太久。
许峰想起小时候,林兆堂总带着糖果来家里,是香江“奇华饼家”的牛油曲奇,铁盒上印着金色的花纹,打开时还有层薄纸裹着。
他总摸着自己的头说“许家的后生要多学学香江的规矩”,那时的糖甜得发腻,粘在牙上要含好一会儿才化,此刻想来,竟带着铁锈般的腥气,像密约上未干的墨迹。
突然,大哥大电话响起,黑色的机身在桌上震动,电流声里混着雨形成渲噐声,是上海公安警方的张队长:“司徒小姐找到的日记里,提到林兆堂有个同伙,是当年香江警署的探长,叫陈国雄。档案显示,这人1949年负责红船周边的巡逻,腰间总挂着串黄铜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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