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还未散尽,上海——苏州河畔的红船已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
司徒倩站在船头,望着岸边举着相机的人群,镁光灯在薄雾中明明灭灭,像散落水面的星子。
她的手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聘书——上海音乐学院的烫金大字在朝阳下泛着光,边缘的云纹烫金有些硌手,边角还沾着点昨夜整理戏服时蹭到的桐油,那是给红船补漆时剩下的,带着淡淡的木脂香。
当然,手中那本牛皮日记更显沉重,封皮上的铜扣氧化发黑,是外公生前常用的那只,上面还留着他握笔时磨出的浅痕,指腹抚过,能清晰摸到三道深浅不一的凹印。
昨夜,在整理戏箱夹层时,这本日记掉了出来。当时林晓曼正帮着清点戏服,两人借着台灯光晕翻看,泛黄的纸页上。
她外公司徒远的字迹力透纸背,笔锋如刀,这是记着1947年排练《霸王别姬》时的身段批注,突然翻到最后一页,字迹却有些颤抖,墨水洇开了小小的圈:“民国三十八年,红船渡港,舍妹婉清被许世昌所救,易名许婉,终成许家主母。倩儿如若见此页,当知沪港司徒、许氏,原是一家。”
这张纸页边缘还画着艘小小的红船,船帆上歪歪扭扭绣着半朵玉兰,针脚细密,一看便知是女子手笔。
突然,她的传呼机在这时震动了起来,“嘀嘀”声打破船头的宁静。许峰的消息带着香江清晨的湿气:“记者会已开场,基金章程念给你听?第一条是资助沪港两地粤剧学员。”
这一刻,司徒倩望着对岸缓缓升起的朝阳,金辉漫过黄浦江面,忽然想起在红磡体育馆后台。
许峰他笨拙地学唱《帝女花》的模样——穿着件不太合身的黑色中山装,上衣领口歪着,跑调跑到被乐队师傅用鼓槌敲了下谱架。那时,他依然是梗着脖子再唱一遍,喉结滚动时,领口露出的半截玉佩晃来晃去,像条不安分的鱼。想到这儿,眼眶竟有些发热。
她转身往船舱走,林晓曼正帮着粤剧老前辈陈师父整理戏服。小姑娘的胳膊缠着米白色绷带,袖口露出点药膏的痕迹。
正是昨天搬戏箱时被钉子刮的,却仍笑得灿烂,手里捧着件绣着玉兰的水袖:“上海电视台说要拍纪录片,把红船的故事讲给全国看。刚才还来问你外公的事呢,我说你肯定记得最清楚——你小时候总抱着这本日记睡,说闻着纸墨味就像外公在讲故事。”
司徒倩把日记递过去,晨光透过舷窗落在“许婉”二字上,像一道跨越半世纪的闪电,照亮纸页边缘外公画的小小红船,船底还藏着行极小的字:“婉清爱食南翔小笼,下次渡港带两笼。”
“原来……许峰的奶奶,是我姨婆?”林晓曼的声音发颤,指尖划过日记里“婉清擅唱《牡丹亭》”的记载,指甲在纸面留下浅浅的印,“我妈说过,许家老夫人当年是沪上有名的闺秀,琴棋书画样样通,尤其是画玉兰,当年静安寺的素斋堂还挂着她的画呢。”
“但可惜嫁去香江后就断了联系。去年我去香江看我爸时,还在许家老宅见过她的画像,穿月白色旗袍,领口别着玉兰花胸针,和你现在很像。”
这时,船舱外传来汽车喇叭声,陈宇扶着刚能下床的司徒雄走过来。
而司徒雄的脸色还有些苍白,嘴唇干裂得起了层白皮,手里却攥着份香江寄来的报纸,边角被海风卷得发卷。
而且,在头版照片上的许峰穿着深色西装,站在记者会上,身后的横幅写着“粤港文化发展基金”,他胸前别着的钢笔是司徒雄送的,还是当年沪上老牌子“关勒铭”的,笔帽上的镀金都磨掉了些。
“香江的新闻头条,说许峰把半数家产捐了。”司徒雄的声音有些沙哑,咳了两声继续说,“你姨婆要是还在,指定要揪着他耳朵说‘败家仔’,但眼里肯定笑开花。”
司徒倩的传呼机又响了,这次是许峰的大哥大直接打来的,信号里混着海风的呼啸,还有远处渡轮的鸣笛:“倩儿,记者问基金的名字,我说叫‘玉兰’,你觉得好不好?你戏服上绣的那种,花瓣边缘带点粉的。”
“好。”她的声音带着笑意,目光落在日记里夹着的老照片上——红船的甲板上,年轻的外公穿着长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手腕,身边站着位旗袍女子,梳着横S髻,手里攥着朵白玉兰,眉眼像极了许峰。
尤其是那双含笑的眼睛,笑起来时眼角会堆起个小小的窝。照片边角有些磨损,右下角还粘着点干枯的花瓣,凑近闻,似乎还能嗅到淡淡的香。
然而,香江的许氏地产总部,记者会刚结束。许峰揉着发紧的太阳穴,指尖按在突突跳动的额角,听着陈宇汇报许明哲等人的审讯结果。
“他们承认收了亨利集团的钱,”陈宇的声音带着愤懑,手里的文件夹重重拍在桌上,文件夹边缘磕到桌上的玻璃杯,水花溅出些,“不仅想毁掉演出,还想伪造证据,把许家与英资的旧账全算在你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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