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船揭幕仪式的清晨,苏州河畔飘着淡淡的桂花香,岸边摆着几排塑料藤椅,是给受邀的老人和记者准备的,椅背上还搭着印有红船图案的布巾,边角绣着浅黄的玉兰。
居然,在修缮一新的红船泊在水面上,船头的玉兰花雕刻在朝阳下泛着温润的光,工匠特意保留了几处旧刻痕,说是“让历史看得见”,其中一道深痕里,还嵌着半粒发黑的煤渣。
司徒倩穿着改良的粤剧戏服,月白色的缎面上绣着浅粉玉兰,领口别着枚银质玉兰扣,是许峰前几日从香江寄来的。她站在跳板旁整理水袖,指尖拂过新缝的滚边——那是林晓曼熬夜帮忙缀的,针脚细密得像蛛丝。
他不停地耳边传来,记者们调试相机的咔嚓声,还有粤剧班子暖嗓的咿呀声,老生的唱腔混着旦角的水袖响,像揉碎了的时光,在晨雾里慢慢铺展,裹着水汽落在每个人的肩头。
人群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被搀扶着走来,粗布衣衫上沾着船板的木屑,裤脚还卷着,露出脚踝上几道浅疤,像是被锅炉烫伤的旧痕。
他手里紧紧攥着个油纸包,包了好几层,边角都被捏得发皱,露出里面的牛皮纸。
“我是阿水,”老人的声音嘶哑,像被砂纸磨过,每说一个字都要咳两声,枯瘦的手指往红船方向指了指,“1949年,我是这红船上的水手,负责给锅炉添煤,烧了整整三年船。”
司徒倩的心猛地一跳,示意张彬队长上前扶他。老人被引到红船边,粗糙的手掌在船板上摸了又摸,像是在确认什么。
在张队人打开油纸包的瞬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里面是根锈迹斑斑的炸药引信,长约半尺,铜帽上的锈迹像结痂的伤口,顶端刻着个扭曲的符号,像条盘绕的蛇,蛇眼处还嵌着点发黑的铜屑,在晨光里闪着冷光。
“当年没炸成,”老人的手指抚过引信,指腹的老茧蹭过锈迹,留下几道浅痕,“林兆堂让陈家豪的爹把这东西藏在船底龙骨缝里,说等红船到港就引爆,连时间都定好了,是半夜涨潮时。”
“我夜里添煤时瞅见了,趁他们喝酒的空档,偷偷换了哑药,这才留到今天。藏在灶膛的砖缝里,上面盖着块破布,藏了快四十年,逢年过节就拿出来擦一擦,怕锈成了废铁。”标注是‘英资财团标记’。附了素描,在第三本最后一页,夹着片紫荆花瓣。”
司徒倩抬头望向香江的方向,晨雾中的红船仿佛成了连接两地的纽带,船帆的影子在水面上拉长,像条银色的线,把半世纪前的阴谋,一点点拉回阳光底下,晒得发脆。
这个时候,在香江的许家老宅里,许峰正对着台灯比对符号,桌上摆着杯没喝完的奶茶,奶皮结了层薄壳。
爷爷日记里的素描歪歪扭扭,铅笔线涂了又改,却能清晰看出与引信上的蛇形标记如出一辙,旁边还写着行小字:“许伯涛之父与英资往来密切,需防其借船运私,近日见其与亨利集团的人在半岛酒店密谈。”
许伯涛——那个在记者会上阻挠司徒倩认亲的元老,总爱穿件深色马褂,袖口磨出了毛边,说话时爱拍桌子,红木桌面都被他拍得凹了块。
他的父亲许仲年,曾是香江商会的副会长,上世纪四十年代常与英资财团往来,家里的酒柜上还摆着英资代表送的威士忌,标签都褪了色,瓶底沉着层褐色的渣。
当许峰翻出家族相册,在一张泛黄的合影里,许仲年站在英资代表身边,胸前的口袋巾上,正绣着那个蛇形符号,针脚比引信上的刻痕更加精致一些,用的是金线,在照片里闪着微光。
“原来家贼一直都在。”许峰的指尖划过照片上许仲年的笑脸,那人穿着三件套西装,领针闪着光,是块祖母绿。忽然想起小时候,这位叔公总爱摸着他的头说“香江的未来在英资手里,许家要跟着走,才能守住这泼天的富贵”。
那时只当是老人的糊涂话,还偷偷把他给的巧克力分给了拉黄包车的阿叔,此刻才明白,那是浸在骨子里的背叛,像蛇一样缠在家族的根基上,越勒越紧。
“大哥大“电话声音响起,是陈宇从廉政公署打来的,背景里有打字机的声音,敲得急促:“许仲年当年负责给红船‘补给’,林兆堂的炸药,就是他以‘煤油’的名义送上船的,有码头收货记录为证,签收人是他的贴身管家,姓周。”
许峰望着窗外掠过的飞鸟,翅膀划过老宅的琉璃瓦,留下几道浅影。突然觉得空气里,都弥漫着铁锈与阴谋的味道,连书架上的线装书,仿佛都在散发着霉味,页边角卷得像朵枯萎的花。
在上海的红船揭幕仪式上,老人阿水正对着镜头讲述往事。他手里捧着个粗瓷碗,碗沿缺了个角,喝了口热水润嗓,水汽在他花白的胡须上凝成小珠:“许仲年那天也在船上”
他的声音带着颤抖,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捏得碗沿咯吱响,“穿着白西装,浆得笔挺,皮鞋亮得能照见人,给我们发银元,说是‘辛苦费’,还说‘到了香江有好日子过,天天能吃叉烧饭’。转头就和陈家豪的爹把炸药藏进了货舱,用帆布盖着,说是‘重要物资,碰不得’,现在想来,那帆布上的煤油味,比锅炉里的烟还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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