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城的清晨,广州站早已被人潮淹没。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刚停稳,车门被乘务员用力拉开,一股混杂着煤烟、汗味与食物香气的热流瞬间涌了出来——有叉烧包蒸腾的甜香,布拉肠粉滑嫩的米香,还有老火靓汤醇厚的肉香,层层叠叠裹着人,是独属于岭南的烟火气。
许峰拎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行李箱,亦步亦趋跟在司徒倩身后,看她利落地用粤语和三轮车夫讨价还价,尾音带着点广州话特有的软糯:“师傅,粤剧团旧址也就三站地,五块真的够了,你看这太阳都快晒到头顶了,再涨就赶不上档案馆开门了。”
她挑眉时眼尾微微上挑,鬓角的碎发被风卷到耳后,露出小巧的耳垂,那神态竟和旧照片里的苏佩兰如出一辙。许峰忽然觉得,这座城市于她而言,从来不是陌生的异乡,而是刻在骨血里的归途,连空气里的湿度都恰到好处地熨帖着她的眉眼。
三轮车在骑楼间慢悠悠穿行,车铃“叮铃铃”响个不停,惊飞了檐下栖息的麻雀。斑驳的墙壁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红得崭新,旁边还贴着“计划生育”的宣传画,和香江街头闪烁的霓虹灯牌一样,都透着时代往前赶的急促劲儿。
司徒倩忽然指着街角一家玻璃柜擦得锃亮的糖水铺,眼睛亮了起来:“你看那家‘甜蜜蜜’,我小时候跟着爸妈回广州,总缠着外婆来买双皮奶。老板娘姓梁,梳着圆髻,发间总别着支银簪,记性特别好,每次都多给我浇一勺蜂蜜,说‘倩倩嘴甜,就该多吃点甜的’。”许峰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铺子里的老板娘果然梳着圆髻,正用铜勺慢悠悠舀着姜撞奶,蒸汽模糊了玻璃,隐约能看见柜台上摆着的陈皮、红豆,还有泡在玻璃罐里的黄糖块,都是熬糖水的好料。
他看着司徒倩眼里的光,像落了把星星,忽然明白,他们此行寻的不只是泛黄的档案,更是那些藏在食物里、街巷间的细碎过往,那些被时光腌入味的牵挂,是外婆袖口的梅花香,是糖水铺里铜勺碰撞的脆响。
粤剧团旧址藏在一条窄得只能容两人并排走的巷子里,青石板路被踩得发亮,缝隙里还嵌着经年累月的青苔。朱漆大门的漆皮大块大块剥落,露出里面浅黄的木色,门楣上“岭南粤剧团”的牌匾蒙着厚厚的灰,“南”字最后一笔的漆彻底掉了,露出个豁口,像被岁月咬了一口。
然而,守门的阿伯坐在藤椅上,蒲扇摇得慢悠悠,见他们打听苏佩兰,浑浊的眼睛亮了亮,坐直了些,露出晒得黝黑的胳膊上几道浅疤:“苏老板啊……那可是当年红透广佛的‘活昭君’,嗓子亮得能穿透三层楼的戏棚顶!我还记得她演《昭君出塞》,唱到‘汉家宫阙远’那一句,台底下的茶碗都忘了碰,掉地上碎了一片都没人拾。”
他说着从传达室角落里拖出个积灰的木箱,黄铜锁锈得跟石头似的,阿伯摸出串钥匙,找出片最厚的铁片,蹲在地上刮了半天锁孔,指甲缝里嵌满了铁锈,“咔哒”一声脆响,锁开了。“这里面都是旧档案,虫蛀了不少,你们轻点翻,别把纸片弄碎了——那可是苏老板她们用血汗记下来的日子。”
档案袋一打开,一股樟木混合着旧纸张的味道涌了出来,带着点潮湿的陈旧感,像忽然翻开了一本被遗忘的相册。司徒倩小心翼翼抽出一张泛黄的海报,纸张薄得像蝉翼,稍微一碰就卷了边,边角还有被老鼠啃过的锯齿印。上面的苏佩兰穿着昭君戏服,凤冠上的珠翠在黑白照片里泛着模糊的光,眉眼间那股灵动劲儿,竟和司徒倩笑起来时一模一样,连嘴角扬起的弧度都分毫不差。
在海报右下角贴着张褪色的合照,前排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穿着小红袄,正仰着头笑,露出两颗小虎牙——那是五岁的司徒倩,被父亲带来剧团看排练时拍的。“我记得那天特别冷,”司徒倩指尖轻轻蹭过照片上的小女孩,声音柔得像水,“爸爸买了串冰糖葫芦,糖渣粘在我嘴角,是佩兰姨婆掏出帕子给我擦的,帕子上有梅花香,后来我总缠着外婆要同款的,外婆说那是佩兰姨婆自己绣的。”
许峰凑过去看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倩儿与佩兰姨婆,1979年夏”,字迹娟秀,笔锋里带着股韧劲,是苏佩兰的笔体。他忽然想起司徒志强日记里那句“佩兰姐见了倩儿,定要亲她的小脸蛋,说这孩子眼睛像极了初升的月亮”,原来不是随口说的,是真的疼惜,连细节都刻在纸页里。
档案室的老管理员拄着拐杖进来,拐杖头包着层铁皮,在青石板上敲出“笃笃”声,像在数着岁月的刻度。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领口别着枚“先进工作者”的旧徽章,看到司徒倩手里的海报,突然叹了口气,皱纹堆得像朵菊花:“这是苏老板最后一场《昭君出塞》的海报,那天戏棚挤得水泄不通,连戏台旁边的柱子上都扒着人。
而且,散场后,她还说要教佩云的孙女唱戏,说那孩子嗓子像块透亮的玉,不唱戏可惜了……”他指着照片上的小女孩,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水光,“这就是佩云的孙女吧?佩云当年也是剧团的花旦,跟苏老板学戏,身段软得像水。后来嫁去香江,听说临走时哭了好几天,拉着苏老板的手说‘姐,我对不起你,没帮你把账册送出去’,苏老板拍着她的背说‘活着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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