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纪实録 第141章 屋檐下的利刃

1998 年 7 月的北京，暑气蒸腾。国贸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燥热揉成一团。25 岁的陈文忠背着半旧的帆布包，站在人流如织的街头，白色衬衫被汗水浸出淡淡的汗渍，却依旧笔挺。他刚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毕业证被小心翼翼地折在包里，边角被手指摩挲得发亮。

这是他从河北张家口农村走出来的全部底气。

陈文忠的老家在张家口坝下的一个小山村，村口只有一棵老槐树，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他童年最清晰的记忆。父亲在他 10 岁那年上山砍柴时失足坠崖，母亲用一双裹过小脚的手，撑起了整个家。三个姐姐比他年长不少，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每月寄回的微薄工资，加上母亲种玉米、喂猪的收入，像凑份子一样，勉强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直到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把通知书揣在怀里，在村里走了一圈又一圈，逢人就说 “我家文忠考上北京的大学了”。三个姐姐特意从打工的城市赶回来，凑了 500 块钱塞给他，大姐姐红着眼眶说：“弟，到了北京好好学，咱家人以后就指望你了。” 陈文忠记得，那天他背着母亲连夜缝的被褥，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北京。走出北京站的那一刻，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汽车鸣笛声、人群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让他这个农村孩子既惶恐又着迷。

四年大学生活，陈文忠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实践上。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专业课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还利用课余时间在电脑城打工，跟着技术人员学装机、修电脑，后来又参与了几个小型网站的开发项目。北京的繁华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这里有最好的工作机会，有最前沿的技术，更有他从小就向往的 “城里生活”。毕业前夕，辅导员劝他回老家考公务员，说稳定体面，还能照顾家人，但陈文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我要留在北京，买房、落户，让母亲和姐姐们过上好日子。”

凭借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陈文忠顺利通过了一家外资网络公司的面试。面试那天，他穿着借来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面对面试官的英文提问，虽然紧张得手心冒汗，却依旧条理清晰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当 hR 告知他被录用，试用期月薪 5000，转正后 8000 多时，陈文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1998 年的北京，普通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一两千，8000 多的收入足以让他跻身 “高收入人群”。

入职后，陈文忠被分配到国贸写字楼的办公室。每天穿着整洁的衬衫，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敲击着键盘编写代码，午休时和同事去楼下的咖啡馆喝咖啡，这种 “白领生活” 让他既自豪又满足。他租住在朝阳区一个老旧小区的单间里，虽然房子不大，但离公司近，每月房租 1500 块。他省吃俭用，每月固定寄 2000 块钱回农村老家，剩下的钱都存了起来，盘算着攒够首付就买房，早日把户口迁到北京。

工作稳定后，身边的同事开始热心地给陈文忠介绍对象。他长相周正，身高一米八，性格沉稳，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条件算得上优秀。但每次相亲，只要女方得知他来自河北农村，家里有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姐姐需要照顾，态度就会变得冷淡。有个女孩直白地说：“我想找个北京本地的，家里没那么多负担。” 还有的女孩虽然没明说，但眼神里的嫌弃让陈文忠如芒在背。几次相亲失败后，陈文忠心里难免有些失落，他知道，农村出身是他在北京婚恋市场上最大的 “短板”。

这种失落感一直持续到 2000 年春天。经朋友介绍，陈文忠认识了刘诗龄。刘诗龄和他同岁，身高一米六左右，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性格温柔内敛。她的父母原本是海淀区的菜农，上世纪 90 年代末，北京扩建征地，家里的菜地被征用，不仅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落了北京市户口。刘诗龄是家里的独生女，大专毕业后在一家服装公司做会计，月薪 2000 元左右。

第一次见面是在海淀公园，陈文忠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买了两瓶矿泉水。刘诗龄准时赴约，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说话轻声细语，给陈文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聊天时，陈文忠没有隐瞒自己的家境，坦诚地说：“我老家在农村，父亲早逝，母亲和姐姐们供我读完大学，现在我在北京打拼，想早点买房落户。” 他以为刘诗龄会像之前的女孩一样退缩，没想到刘诗龄听完后，温柔地说：“你挺不容易的，能靠自己走到今天，很厉害。”

刘诗龄的坦诚和理解让陈文忠心里一暖。其实，刘诗龄对陈文忠也颇有好感。他长相帅气，谈吐得体，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比她之前认识的男生都要优秀。更重要的是，陈文忠的坦诚让她觉得可靠。回家后，刘诗龄把陈文忠的情况告诉了父母，母亲王敏琴听后，沉思了片刻说：“农村出身没关系，只要人踏实、能赚钱就行，改天让他来家里吃饭，我看看。”

周末，陈文忠买了水果和营养品，来到刘诗龄家。刘家的房子是三室一厅，装修简单却整洁。王敏琴和丈夫刘方勇早已在门口等候，王敏琴上下打量着陈文忠，眼神里带着审视。饭桌上，王敏琴问得很详细，从陈文忠的工资收入、工作前景，到老家的具体情况、姐姐们的工作状况，一一过问。陈文忠不卑不亢，如实回答，既不刻意讨好，也不隐瞒回避。刘方勇话不多，只是偶尔劝陈文忠喝酒，王敏琴则一边给陈文忠夹菜，一边暗自盘算。

饭后，陈文忠离开后，王敏琴对刘诗龄说：“这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工作也好，工资还高，虽然是农村的，但家里负担也不算太重，三个姐姐都嫁人了，以后主要就是照顾他母亲。” 刘方勇也点头说：“看着挺踏实的，不像那种油嘴滑舌的人。” 得到父母的认可，刘诗龄心里很高兴，陈文忠也松了口气，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陈文忠不知道的是，王敏琴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她和丈夫刘方勇一辈子没正经工作，以前靠种菜谋生，征地后虽然有了房子和户口，但没了收入来源，只能靠征地补偿款过日子。她一直觉得，自己和老伴老了以后，只能靠女儿女婿养老，所以给女儿找对象，不仅要找个能赚钱的，更要找个 “听话” 的，最好能当上门女婿，将来把重心放在刘家。陈文忠来自农村，在北京无依无靠，收入又高，人也一表人才，正好符合她的要求。

刘诗龄从小就听话，凡事都听父母的安排。在认识陈文忠之前，她曾和大专同学王鲁热恋过。王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父母是下岗工人，他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做办事员，月薪不到 2000 元。刘诗龄和王鲁感情很好，两人甚至规划过结婚后的生活，但王敏琴得知后，坚决反对。“他家条件太差了，父母下岗，他工资又低，你跟着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王敏琴对刘诗龄说，“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下家，比他强一百倍，你必须和他分手。”

刘诗龄不愿意，和母亲吵了好几次，甚至以死相逼，但王敏琴态度坚决，不仅不让她和王鲁见面，还跑到王鲁单位去闹，让王鲁颜面尽失。王鲁知道自己拗不过王敏琴，也不想让刘诗龄为难，只能忍痛和她分手。分手那天，王鲁红着眼眶对刘诗龄说：“你去找你的小白领吧，我倒要看看，将来是谁混得好。” 刘诗龄当时以为这只是气话，没想到不久后，王鲁就从单位辞职，和朋友合伙开了家公司，从此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2000 年 10 月 1 日，在王敏琴的催促下，陈文忠和刘诗龄结婚了。婚礼办得很简单，只请了双方的亲戚和少数朋友。结婚当天，陈文忠穿着西装，刘诗龄穿着婚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但陈文忠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他总觉得，这场婚姻似乎被岳母牢牢掌控着。

婚后不久，王敏琴就对陈文忠说：“你在朝阳区租房每月要花 1500 块，太浪费了，不如退了，搬到家里来住，还能省下房租钱。” 陈文忠有些犹豫，他知道自己上班在国贸，搬到海淀区后，每天通勤要三个多小时，但看着岳母 “为他好” 的表情，又想到自己在北京无依无靠，婚后岳母一家就是自己的亲人，便答应了。

搬过去后，王敏琴又提出：“以后家里的钱统一由诗龄保管，你每月工资都交给她，我帮你们存着，免得你们乱花。” 陈文忠心里不太愿意，他觉得夫妻之间应该有自己的财务自由，但刘诗龄说：“妈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攒钱买房，统一保管也方便。” 陈文忠想想也是，便同意了，每月发工资后，除了留下几百块零用钱，其余的都交给刘诗龄。

让陈文忠没想到的是，刘诗龄把钱悉数存到了王敏琴的存折上。当他偶然得知真相后，心里很不舒服，对刘诗龄说：“咱们按月给家里交生活费就行，没必要把所有钱都交给妈存着，时间长了容易产生矛盾。” 刘诗龄把他的话告诉了王敏琴，王敏琴不以为然地说：“我和你爸都是快五十的人了，将来这家里的财产还不都是你们的？分那么清干什么？我帮你们存钱，还不是怕你们年轻人乱花钱，到时候买房、养孩子都没钱。” 陈文忠见岳母这么说，也不好再坚持，只能默认了这种安排。

作为 cbd 商圈的白领，陈文忠免不了有应酬。国贸一带的消费水平不低，请客户吃饭、唱歌，每次都要花几百块。他每月留下的几百块零用钱，往往不到一个星期就花光了。有一次，他请客户吃饭花了 800 块，兜里的钱不够，只能向同事借钱垫付。这件事被王敏琴知道后，很不高兴，对刘诗龄说：“以后少给陈文忠零花钱，他花钱太大手大脚了，不能惯着他。”

从那以后，刘诗龄开始严格控制陈文忠的零花钱，每月只给 500 块，花完了就不再给。刚开始，陈文忠还能勉强应付，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但有时候实在推不掉，只能再次向同事借钱。有一次，他向刘诗龄要钱，想给母亲买件羽绒服，刘诗龄却在王敏琴的指示下，埋怨他说：“你妈在农村穿那么好干什么？家里要攒钱买房，你就不能省着点花？” 最后，只给了他 200 块钱，还说：“这钱省着点用，别乱花。”

陈文忠拿着 200 块钱，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岳母是为了攒钱买房，但这种毫无底线的控制让他感到窒息。他开始怀念自己租房住的日子，虽然房子小，但自由，不用看别人脸色，不用为零花钱发愁。但他又安慰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等买了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新婚的甜蜜很快被日常琐事冲淡。陈文忠发现，自己这个 “上门女婿” 的处境远比想象中复杂。王敏琴是个絮絮叨叨的女人，凡事都要管，大到家里的财务支出，小到陈文忠的穿衣吃饭、言行举止，都要一一过问。陈文忠在农村长大，说话直来直去，做事不拘小节，吃饭的时候偶尔会吧唧嘴，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大，这些都成了王敏琴数落他的理由。

“陈文忠，吃饭能不能小点声？跟没吃过饭似的。”“陈文忠，走路能不能挺胸抬头？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看就是农村来的。”“陈文忠，你怎么又把袜子扔在沙发上？说了多少遍了，要讲卫生。”

每次被数落，陈文忠都想反驳，但看着刘诗龄为难的眼神，只能忍了。他觉得，只要自己退让，就能维持家庭的和睦。可他的退让，却让王敏琴更加得寸进尺。有一次，陈文忠和刘诗龄因为一点小事争辩了两句，王敏琴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陈文忠：“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心眼？诗龄是女孩子，你就不能让着她点？” 陈文忠想解释，但王敏琴根本不给她机会，一直护着刘诗龄。那一刻，陈文忠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就像个外人，没有一点尊严。

2000 年年底，刘诗龄怀孕了。这个消息让全家都很高兴，王敏琴更是忙前忙后，对刘诗龄照顾得无微不至。但让陈文忠没想到的是，王敏琴以 “保护胎儿” 为由，让刘诗龄搬到她的房间里住，和他分居。“怀孕前三个月很关键，不能同房，诗龄跟我住，我能照顾她。” 王敏琴说。

陈文忠虽然不愿意，但也知道怀孕初期的重要性，只能同意。分居后，他住在客厅的沙发上，每天看着妻子和岳母睡在同一个房间，心里很不是滋味。有好几次，他想跟妻子说说话，亲近一下，但在王敏琴的注视下，只能欲言又止。那种孤独和失落感，像潮水一样包裹着他，让他整夜难眠。

2001 年 9 月，刘诗龄顺利生下一个儿子。孩子的出生让王敏琴和刘方勇欣喜若狂，王敏琴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老刘家终于有后了！” 陈文忠也很高兴，看着襁褓中粉嫩的婴儿，心里充满了为人父的喜悦。他早就想好了孩子的名字，叫 “陈凯旋”，希望他将来能一帆风顺，凯旋而归。

但让陈文忠没想到的是，王敏琴竟然自作主张，让孩子姓刘。“孩子是我们刘家的后代，当然要姓刘，就叫刘凯旋。” 王敏琴说。陈文忠当场就急了：“妈，孩子姓陈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是孩子的父亲，怎么能让他姓刘？” 王敏琴不以为然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孩子跟谁姓不一样？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就是刘家的人，孩子自然要姓刘。”

“我不是上门女婿！” 陈文忠忍不住提高了音量，“我和诗龄是平等的，孩子应该姓陈！”“你不是上门女婿是什么？你住我们家的房子，花我们家的钱，你的工资都交给我们保管，不是上门女婿是什么？” 王敏琴也火了，“今天这孩子必须姓刘，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婿！”

刘诗龄在一旁劝道：“妈，文忠，你们别吵了，孩子姓什么都一样。” 但她的话根本不起作用，陈文忠和王敏琴吵得面红耳赤。陈文忠看着刘诗龄，希望她能站在自己这边，但刘诗龄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最后，陈文忠只能妥协，他知道，如果坚持下去，只会让矛盾越来越深，而且刘诗龄还在坐月子，不能生气。

但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孩子出生后，他偷偷给老家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孩子叫陈凯旋。他不敢告诉母亲真相，怕母亲伤心。挂断电话后，陈文忠站在办公室的玻璃幕墙前，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车流和高楼大厦，突然泪流满面。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尊严和幸福，可如今，他连自己孩子的姓氏都做不了主，活得如此窝囊。

2002 年春节，陈文忠想把刚满周岁的儿子带回老家，让母亲看看孙子。他知道母亲想念孙子，每次打电话都要问孙子的情况。但他刚把想法说出来，就被王敏琴坚决拒绝了。“农村条件那么差，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天寒地冻的，孩子那么小，万一冻着、生病了怎么办？” 王敏琴说，“要回你自己回，孩子不能回。”

刘诗龄也附和道：“妈说得对，孩子太小，经不起折腾，等孩子大一点再回去吧。” 陈文忠看着妻子，心里充满了失望。那个春节，他只能一个人回了老家，手里拿着几张孩子的照片。母亲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文忠，孩子呢？怎么没把孩子带回来？” 陈文忠只能找借口说：“孩子太小，路途远，怕生病，下次一定带回来。”

母亲没有追问，只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孩子的照片，嘴里喃喃自语：“我的乖孙子，奶奶好想你。” 陈文忠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和布满皱纹的手，心里像针扎一样疼。临回北京前，母亲熬了三个通宵，给孙子纳了两双虎头棉布鞋，鞋面上绣着一个小小的 “陈” 字。“这是奶奶给孙子做的，让他穿着暖和。” 母亲把鞋子递给陈文忠，眼里满是期待。

回到北京后，陈文忠满心欢喜地给孩子换上虎头鞋，想拍几张照片寄给母亲。可王敏琴看到后，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说：“这鞋子太老土了，现在哪有孩子穿这个？赶紧换下来。” 陈文忠说：“这是我妈熬夜做的，还绣了孩子的姓，让孩子穿几天吧。” 王敏琴不容分说，一把把鞋子从孩子脚上脱下来，扔到一边：“穿这个多丢人，让人看见笑话。”

陈文忠当时没多说什么，但后来再也没见过这双鞋。他问刘诗龄，刘诗龄告诉他：“妈说这鞋子不好看，已经送给邻居家的小孩了。” 陈文忠听后，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母亲为了做这双鞋，手被针扎破了好几次，这不仅是一双鞋子，更是母亲对孙子的思念和疼爱，可岳母竟然如此不珍惜。从那一刻起，陈文忠对王敏琴的怨恨又加深了一层。

2002 年 3 月，陈文忠在北五环看中了一套 120 多平米的期房，单价每平米 6000 多，总价 70 多万。他算了一下，自己手里有 20 多万积蓄，再加上岳母之前说要赞助的 5 万，首付 30 万就够了，剩下的可以贷款。他兴奋地把买房的想法告诉了刘诗龄，刘诗龄也同意了，觉得每天通勤三个多小时确实辛苦，而且孩子将来上学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

当天晚上，刘诗龄把买房的事告诉了王敏琴。让陈文忠意外的是，王敏琴竟然主动提出赞助 5 万，还说：“文忠在孩子姓氏上让了步，说明他心里有这个家，我们当然要帮他一把。” 陈文忠听到这话，心里有了一丝感动，他觉得，岳母或许并不是那么不讲理。

可到了办理购房手续那天，王敏琴突然提出要一起去。陈文忠心里咯噔一下，隐约觉得不对劲，但也没多想。到了售楼处，签订购房合同时，王敏琴突然说：“这房子的产权人要写我的名字。” 陈文忠当场就愣住了，说：“妈，这房子是我和诗龄买的，首付我出了大部分，将来月供也是我来还，怎么能写你的名字？”

“这房子是给我孙子买的，写我的名字怎么了？” 王敏琴说，“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你的钱就是我们家的钱，这房子自然也该写我的名字。” 陈文忠坚决不同意：“这房子是我和诗龄的共同财产，必须写我们俩的名字。” 两人在售楼处吵了起来，引来不少人的围观。最后，王敏琴退了一步，说：“写诗龄的名字，不然这 5 万我就不赞助了。”

陈文忠想了想，觉得自己和刘诗龄是夫妻，房子写刘诗龄的名字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岳母应该没什么办法控制，便勉强同意了。但他心里很清楚，岳母这么做，就是想牢牢掌控这套房子，掌控他的生活。

交房时间定在 2003 年 5 月，陈文忠知道，自己还要在岳母家忍一年多。这一年多里，家庭矛盾越来越深。王敏琴对他的挑剔变本加厉，陈文忠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两人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架。刘诗龄夹在中间，总是站在母亲这边，这让陈文忠感到更加孤立无援。

有一天，刘诗龄让陈文忠给孩子洗澡。陈文忠当时正在赶一个项目，身心俱疲，漫不经心地把孩子脱光后，直接放进了装满冷水的浴盆里，然后才往里面加开水。孩子的皮肤很娇嫩，突然受到冷热刺激，立刻红肿起来，哇哇大哭。刘诗龄见状，连忙把孩子抱出来，责怪道：“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这是你的儿子，你怎么不知道心疼？”

陈文忠本来就一肚子火气，听到妻子的指责，忍不住反驳道：“他姓刘，又不姓陈，怎么是我的儿子？除非他姓陈，我才认他。” 刘诗龄被他的话气得说不出话来，抱着孩子跑进了父母的房间。没过多久，王敏琴就冲了出来，指着陈文忠的鼻子骂道：“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孩子怎么不是你的？你忘了是谁供你吃、供你住？你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能娶到我们家诗龄，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还敢在这里挑三拣四！”

“乡巴佬” 这三个字，是陈文忠最忌讳的。他虽然来自农村，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外企工程师，他一直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也一直想摆脱 “农村人” 的标签。可王敏琴却一次次用这三个字刺痛他。陈文忠再也忍不住了，和王敏琴吵了起来。争吵中，王敏琴突然抬手给了陈文忠一个响亮的耳光。

陈文忠被打蒙了，他没想到岳母竟然会动手打他。愤怒之下，他推了王敏琴一把。王敏琴顺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杀人了！陈文忠打人了！” 刘方勇听到动静，从房间里出来，看到妻子坐在地上哭，不分青红皂白就冲上去，对着陈文忠拳打脚踢。刘诗龄站在一旁，不仅不劝架，反而拿起墙角的拖把，朝着陈文忠打了过去。

陈文忠躲闪不及，额头被拖把杆打破了，鲜血瞬间流了下来。他看着眼前的一家人，心里充满了绝望。这就是他的亲人？这就是他为之付出一切的家？他捂着头，转身冲出了家门，自己打车去了医院。刘诗龄追了出来，想跟他一起去医院，但陈文忠冷冷地说：“你妈打我的时候你不拦着，现在不用你假好心。” 刘诗龄愣在原地，最后转身回了家。

陈文忠在医院缝了五针，额头缠满了纱布。他在老乡家住了三天，这三天里，他想了很多。他想离婚，但看着孩子无辜的脸，又于心不忍。他想搬出去住，但房子还没交房。最后，在刘诗龄的再三劝说下，他还是回了家。回到家后，陈文忠当着岳父母的面，对刘诗龄说：“要么我们离婚，要么我们搬出去住，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刘诗龄哭着说：“我们搬出去住，等房子交了，我们就搬走。”

2003 年 5 月，房子交房了。陈文忠立刻开始装修，花了三个月时间，终于把房子装修好了。搬家那天，陈文忠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岳母的控制，开始新的生活。但王敏琴说：“孩子还小，我和你爸帮你们照顾孩子，诗龄暂时跟我们住，等孩子大一点再搬过去。” 陈文忠虽然不愿意，但也不想再争吵，只能同意了。

搬进新房的第一个周末，陈文忠把母亲接到了北京。母亲看到宽敞明亮的房子，很高兴，说：“文忠，你终于在北京有自己的家了。” 陈文忠想让母亲多住几天，但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和刘诗龄因为孩子的问题吵了起来。母亲看到后，心里很自责，觉得是自己给儿子添了麻烦。第二天一早，陈文忠醒来后，发现母亲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纸条：“文忠，妈回老家了，你和诗龄好好过日子，别吵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陈文忠心里一紧，赶紧跑到北京站，在火车发车前，终于找到了正要排队上车的母亲。母亲告诉他，她昨晚一夜没睡，步行了四个多小时，从北五环走到了北京站。陈文忠看着母亲疲惫的面容和沾满灰尘的鞋子，忍不住泪流满面。母亲抱着他说：“文忠，妈知道你不容易，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日子还得好好过，别跟诗龄吵架，也别跟你岳母计较。”

陈文忠把母亲接回了家，想让她多住几天。可没过多久，母亲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子宫癌，需要立刻手术，押金要 3 万元。当时陈文忠刚装修完房子，手里没多少钱，他只能找刘诗龄借钱。刘诗龄犹豫了很久，最后只拿出了 1 万元，说：“家里的钱都在妈那里，我只能拿出这么多。” 陈文忠没办法，只能向同事借了 2 万元，才凑够了手术费。

母亲手术后，身体很虚弱。陈文忠想让她在北京休养，但母亲说：“我在这里只会给你添麻烦，还是回老家好，有你姐姐们照顾我。” 陈文忠知道，母亲是不想看到他和刘诗龄、岳母的矛盾，只能同意了。送母亲回老家那天，母亲拉着他的手说：“文忠，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冷静，别做傻事。” 陈文忠含泪点头，心里却充满了对岳母一家的怨恨。

母亲的病让陈文忠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他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刘诗龄身上，稍有不顺心就对她恶语相向，甚至动手打人。刘诗龄每次被打后，都会哭着告诉王敏琴，王敏琴就会跑到陈文忠家大闹一场，指责他没良心、家暴妻子。一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2005 年年底，王敏琴在菜市场买菜时，偶然遇到了王鲁。此时的王鲁已经今非昔比，开着宝马车，穿着名牌西装，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王敏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上前打招呼。闲聊中，王敏琴得知，王鲁辞职后，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科技公司，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不仅买了车和别墅，还成了行业内小有名气的老板。

更让王敏琴没想到的是，王鲁至今对刘诗龄念念不忘。“当年要不是你反对，我和诗龄早就结婚了。” 王鲁说，“我现在条件好了，还能给诗龄更好的生活，你让她给我打电话吧。” 王鲁递给王敏琴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公司地址和联系方式。

看着王鲁的宝马车绝尘而去，王敏琴心里充满了后悔。她暗自想，如果当年没有拆散刘诗龄和王鲁，女儿现在早就过上好日子了，也不会和陈文忠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回到家后，王敏琴立刻把名片拿给刘诗龄，催促道：“你赶紧给王鲁打电话，他现在混得很好，还对你有意思，你跟陈文忠离婚，跟王鲁过，以后就能享福了。”

刘诗龄心里本来就对陈文忠充满了不满，再加上母亲的怂恿，便给王鲁打了电话。王鲁接到电话后，非常高兴，立刻约她出来吃饭。饭桌上，王鲁对她关怀备至，还承诺给她在自己公司安排一个高管职位，月薪是她现在的好几倍。刘诗龄被王鲁的诚意和现在的成就打动了，两人开始频繁来往。

2006 年 7 月 25 日，刘诗龄在家整理电脑里的照片，看着照片上自己和王鲁在豪华酒店吃饭、相拥的合影，不由得发起了呆。她没注意到，陈文忠已经下班回家了。陈文忠看到照片后，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一把抢过电脑，逼问刘诗龄：“这个人是谁？你们是什么关系？” 刘诗龄吓得脸色发白，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陈文忠见她不说话，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他气得浑身发抖，甩手给了刘诗龄一个耳光：“你竟然背叛我！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刘诗龄哭着说：“是你先对我不好的，你经常打我、骂我，我受够了！” 当天晚上，刘诗龄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并在王敏琴的怂恿下，决定和陈文忠离婚。

2006 年 8 月 2 日，刘诗龄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陈文忠接到法院传票后，心灰意冷，也同意了离婚。但他提出，房子是婚后购买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平分，而且孩子的抚养权归他。刘诗龄和王敏琴坚决不同意，说房子是王敏琴赞助的，产权人是刘诗龄，不属于共同财产，孩子也不能给陈文忠。

8 月 6 日，陈文忠去岳母家找刘诗龄商议财产分配和孩子抚养权的问题，被王敏琴和刘诗龄赶了出来。8 月 7 日，他再次上门，依旧遭到了拒绝。王敏琴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个乡巴佬，想分我们家的房子？想都别想！孩子也不可能给你，你赶紧滚蛋！”

一次次的拒绝和辱骂，让陈文忠彻底陷入了绝望。他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和退让，换来的却是背叛和羞辱。他在北京打拼了八年，最后却落得人财两空、妻离子散的下场。他心里的怨恨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滋生：如果得不到房子和孩子，那就和她们同归于尽。

2006 年 8 月 8 日晚上 8 点，陈文忠特意选择了这个他认为 “吉利” 的时间，决定做个了断。出门前，他在腰间别了一把蒙古刀，又从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藏在衣服里。他再次来到岳母家，此时岳父刘方勇带着孩子出去玩了，家里只有王敏琴和刘诗龄。

陈文忠开门见山：“刘诗龄，把房子的产权人改成我的名字，孩子的抚养权给我，我马上跟你离婚，从此互不相干。” 刘诗龄一口回绝：“房子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你别做梦了。” 王敏琴也跟着骂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家对你不薄，你竟然想抢我们的房子和孩子？赶紧滚出去，不然我报警了！”

“报警？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我陈文忠不是好欺负的！” 陈文忠彻底爆发了，他挥舞着拳头，逼着刘诗龄：“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你妈走？” 刘诗龄毫不犹豫地说：“我听我妈的！”

“好！好！好！” 陈文忠连说了三个 “好” 字，眼里充满了血丝。他想起了母亲的付出，想起了自己这些年所受的委屈，想起了被扔掉的虎头鞋，想起了母亲手术时借钱的艰难，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的孤独和无助。所有的怨恨和愤怒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他失去了理智。

陈文忠左手一把拎住刘诗龄的脖子，右手从腰间抽出蒙古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刘诗龄吓得魂飞魄散，大声尖叫起来。鲜血瞬间从她的脖子上涌了出来。王敏琴见状，一边大喊 “杀人了”，一边想往外跑。陈文忠松开刘诗龄，拿着刀追了上去，一刀扎进了王敏琴的胸部。王敏琴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陈文忠红着眼，又操起随身携带的菜刀，朝着王敏琴的头部、胸部、脸部一顿猛砍，直到她不再动弹。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岳母，陈文忠并没有停手。他转身走向奄奄一息的刘诗龄，举起菜刀，又砍了下去。砍了几十刀后，陈文忠看着浑身是血的妻子，突然清醒了过来。他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悔恨。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陈文忠放下菜刀，转身离开了岳母家，径直走向附近的派出所自首。当警察赶到现场时，王敏琴已经因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死亡，刘诗龄身受重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案发后，刘方勇得知妻子死亡、女儿重伤的消息，悲痛欲绝。他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气得浑身发抖：“陈文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他在我们家吃住了三年，我们从来没让他干过活，孩子都是我老伴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他脾气暴躁，心眼小，还经常打诗龄。就算我们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也不能杀人啊！”

2007 年 3 月 20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现场，陈文忠穿着囚服，头发花白，早已没有了当年外企白领的意气风发。当他看到旁听席上苍老憔悴的母亲和三个姐姐时，强装镇定的脸上终于忍不住抽动起来，泪水夺眶而出。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文忠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陈文忠有自首情节，且本案系婚姻家庭矛盾引发，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宣判后，陈文忠当庭表示认罪服法，他说：“我知道自己罪有应得，我对不起我的母亲，对不起我的孩子，也对不起刘诗龄。但我不后悔杀了王敏琴，她毁了我的婚姻，毁了我的生活。”

这场悲剧，原本可以避免。如果王敏琴没有过度干涉女儿的婚姻，没有对陈文忠进行无底线的控制和羞辱；如果刘诗龄能够在母亲和丈夫之间起到平衡作用，而不是一味地站在母亲这边；如果陈文忠能够冷静处理矛盾，而不是选择用暴力解决问题，也许结局就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