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刘据之逆天改命 第421章 财计之争与太子定策

靖汉十八年·春·长安未央宫：

长安未央宫，宣室殿。

新春第一次大朝会，气氛庄重而热烈。百官依序而入，冕旒衮服，肃穆威严。监国太子刘进端坐于御座之侧，虽年轻，但经年累月的历练和父皇的悉心教导，已让他眉宇间自带一股沉稳之气，目光扫过殿内群臣时，已初具威仪。

今日朝会的主要议题，关乎帝国新一年的命脉——审议各项重大工程的预算及为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筹措粮饷。

帝国疆域空前辽阔，西陲经营、漠北屯垦、黄河治理、贯通全国的驰道网络拓展…每一项都是吞金巨兽，需要海量的钱粮作为支撑。

首先出列奏报的，是执掌帝国财政二十余载、经验丰富的大司农桑弘羊。他虽鬓发已白，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手持玉笏，声音洪亮地汇报了过去一年的财政状况：

“启禀殿下，去岁仰赖陛下洪福，上天垂怜，风调雨顺，天下大熟，实为罕见之丰年。各郡国田赋、口赋、算赋，加之盐铁专卖之利、均输平准之入，折合成粟米计价，共计约两亿担！”

此数字一出，殿内顿时响起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叹与低语，许多官员面露欣喜与自豪。岁入两亿担，这无疑是帝国鼎盛、府库充盈的象征，是足以载入史册的辉煌成绩。

然而，桑弘羊脸上的神色却并未放松，反而眉头微蹙，话锋一转：“然，物丰则价贱，此乃市井常理。去岁粮价因丰收之故，较前年下跌近两成有余。故此，虽账面岁入高达两亿担，然其实际购买力，若以当下市价计，恐只相当于一亿八千万担左右。其间落差，竟有两千万担之巨！”

他顿了顿，声音愈发沉重，抛出了当前的核心难题：“而根据各郡国、各将军府所奏报之今年度预算，各项工程开支、大军粮饷、百官俸禄、以及移民安置之耗，即便精打细算，删减冗繁，其所需之实际粮秣，亦远超一亿八千万担之数。国库…恐有巨额亏空之虞。若不能及时弥补，今岁诸多大计，必将受阻，甚至半途而废。”

殿内的气氛瞬间从欣喜的顶峰跌入凝重的谷底。巨大的数字落差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位官员心头。没钱没粮，再宏伟的蓝图也只是纸上谈兵。

桑弘羊深吸一口气，提出了他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历代王朝面对类似困境时的常规选择：“臣愚见，当此非常之时，需行非常之法。可有二策，或可解此燃眉之急：

其一，加征‘平籴捐’。于今岁秋粮上市之时，令各郡国按民户田亩多寡，额外加征一笔钱款，专款专用，由官府以此款平价收购市面余粮，以充实太仓、敖仓及各郡国官仓之实际储粮，确保国用无缺。”

其二，增铸五铢钱。请旨少府监加大铸币量，将新铸之钱投入市场，或直接用于支付工程款项、部分军饷。钱多则物贵，可逐步推动粮价回升至往年常价水平。如此，国库岁入之实际购买力自然得以恢复，亏空亦可填平。”

桑弘羊的策略，代表了这个时代主流的、也是最为直接有效的财政思维：国库不足，便要么设法从民间汲取更多，要么动用统治者特有的货币发行权来创造购买力。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立竿见影的办法。

他的话音刚落，殿内不少官员，尤其是那些负责具体事务、深知筹粮筹款之难的官员，如将作大匠、各郡太守等，纷纷出声表示赞同。

“桑公老成谋国，此策稳妥可行！”

“国库空虚非小事，当断则断，应尽快施行，以免误了大事！”

“是啊，非常之时，当行权宜之计！”

然而，端坐于上的太子刘进，听着桑弘羊的奏报和建议，清秀的眉头却越蹙越紧。他的脑海中，如同闪电般浮现出父皇刘据多年来与他私下探讨经济之道时的谆谆教诲。

那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早已深深植入他的理念之中。

他清晰地记得父皇的话语：

“进儿，你需牢记，货币如同国之血脉，贵在畅通，更贵在稳定。其价值源于信用，源于其背后所能交换的实物多寡。超发货币，如同给浓血掺入清水，看似血量增多，实则徒增虚胖，败坏血液品质。最终必致物价腾涌，百姓手中之钱顷刻贬值，一生积蓄化为乌有。此乃竭泽而渔，掠夺民财之恶政，智者不为！”

“加税？更是下下之策！百姓终岁劳苦，甫逢丰年，稍得喘息，家中有余粮，心略有安。朝廷若旋即加税，岂非与民争利，失信于天下？此必挫伤农桑之本，寒了万民之心。”

“治国之大道，在于藏富于民。民富，则税基广而厚；税基厚，则国用自然足；国用足，则天下安泰。目光短浅，只知盘剥百姓以充府库，乃自毁长城之愚行！”

这些话语，如同洪钟大吕，在刘进心中回荡。他深知，桑弘羊的建议，看似解决了眼前的数字问题，实则是在挖帝国的根基，与父皇一贯坚持的“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国策背道而驰。

刘进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否决这看似“合理”实则隐患巨大的建议。这不仅是对一项财政政策的抉择，更是对父皇治国理念的坚持，也是他作为监国太子，首次在重大国策上清晰展现自己执政原则的关键时刻。

“桑卿。”刘进开口，声音清朗而沉稳，瞬间将殿内所有的嘈杂议论都压了下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年轻的储君身上。

他先缓和了语气，肯定了桑弘羊的担忧和用心：“卿之所忧，乃国用或有不足，朕已深知。卿殚精竭虑，为国筹谋，所提二策，亦是老成持重之言，朕心甚慰。”

先扬后抑，这是帝王术的基本功。随即，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而坚定：“然，加征捐税，恐伤农桑之本，动摇国本。去岁丰年，乃天赐之福，百姓方得温饱，仓廪初实，民心稍安。若朝廷只因账面数字之虚，便骤然加税，必使民心生怨，谓朝廷言而无信，丰年犹加赋，则其耕种之意必懈，于国家长远而言，得不偿失。此非仁政所为，亦非真正强国之道。”

他目光扫过群臣，看到不少人露出深思之色，便继续深入剖析第二个建议：“至于增铸钱币，朕尝闻父皇多次教诲：钱贵流通与稳定，不贵数量之多寡。钱币之价值，在于‘信’，在于‘稳’！”

若不顾天下物资实际多寡，盲目增铸，则新钱如潮水般涌入市面，钱多物少，其必致钱贱物贵。届时，非但粮价上涨，百工之物、日用所需，皆将腾贵！”

“官吏之俸禄、兵士之粮饷，其所能换取之实物反而大幅减少！此非解决国库购买力之正道，实乃饮鸩止渴，祸乱民生，动摇国本之根源也！前朝王莽滥发货币，以致经济崩溃，天下大乱，殷鉴不远！”

刘进的声音并不高昂，但引经据典，逻辑清晰，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直指桑弘羊策略的核心弊端。他不仅否定了建议，更阐明了其背后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这番见解，让许多原本支持桑弘羊的官员如梦初醒，冷汗涔涔，意识到太子所言，才是真正深谋远虑。

桑弘羊面色微微一变，他浸淫财政数十年，何尝不知这些道理？只是在他看来，解决眼前的“国用”之急更为重要。

他没想到太子竟能如此犀利、如此深刻地驳斥他，且抬出了皇帝的理念。

他连忙躬身道：“殿下明鉴，剖析入微，老臣钦佩。然国用匮乏，事急从权，若不如此，今岁诸多关乎国运之大计，恐将难以为继啊…届时西域军事、漠北屯垦若因粮饷不继而停滞，其损失恐更大…”

“不然。”刘进摇了摇头，神色从容，显然胸中已有沟壑，“国用不足，岂只有盘剥百姓、滥发钱币一途？此乃涸泽而渔之下策。朕以为，开源节流，优化调度，方为上策。”

他从容不迫地说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着大司农寺会同御史台、丞相府，立即对各郡国、各衙署所报今年度预算进行联合审核。凡可有可无、可缓办之工程，一律暂缓或削减。将有限之钱粮，优先确保最紧要之处：大军粮饷、黄河防汛绝不能短缺，西域漠北移民安置之本亦需保障。其余，可量力而行。”

“既然眼下粮价偏低，于朝廷而言，正可借此良机，加大官府采购力度！可将部分原本计划支付钱币的款项，改为直接征调或以当前市价平价购买粮食，充实各地官仓、军仓。此乃‘平准’之术之灵活运用，既可极大充实国库实物储备，又可一定程度上稳定粮价，避免谷贱过度伤农。朝廷以实粮而非虚钱储备，方是真正应对风险之道。”

“今岁计划之大型工程，如通往西域之驰道、西北水利设施，可大量招募流民、贫民参与，以粮食支付其工钱。如此，既高效完成了工程，又安置了流民，避免了社会动荡，更将国库之粮食储备，转化为道路、水渠等可惠及长远的坚实资产，而非单纯消耗。”

“诏令各关隘税卡，进一步简化手续，降低商税，鼓励天下商贾将内地丰裕之物产如布匹、瓷器、茶叶等运往边疆甚至西域，换取当地之特产如牛羊、皮毛、玉石等内销。商业繁荣，则流转加速，税基自然拓宽增长。此乃活水之源，远胜杀鸡取卵。”

刘进的策略，其核心在于“内部挖潜、优化配置、稳定预期、藏富于民”，着眼于经济的健康循环和长远发展，而非简单粗暴地向外索取和掠夺。这充分体现了他从刘据那里继承并理解的现代经济管理思维。

朝堂之上，一时寂静无声。许多官员都在细细品味太子这番话中的深意，越品越觉得其眼光长远，格局宏大。

片刻之后，大将军赵充国率先出列，声如洪钟表示支持：“殿下所言，高瞻远瞩，老成谋国，深得陛下治国之精髓！

与民休息，稳固根本，方是强军强国之正道。苛政重敛，虽解一时之急，然伤国本元气，臣亦深以为忧。殿下之策，方为帝国长治久安之计。臣附议！”

有了军方重臣的明确支持，越来越多明白过来的官员，如御史大夫、丞相等人，也纷纷出列：“臣等附议！太子殿下圣明！”

桑弘羊见状，深知太子的策略不仅更具远见，而且引用了皇帝的理念，获得了广泛支持，遂不再坚持，心悦诚服地躬身道：“殿下思虑之周详，臣远不能及。殿下所虑，方为国家万世之基。臣谨遵殿下旨意。”

刘进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这场关乎国计民生的财计之争，赢得了关键胜利。他沉稳下令：“既如此，便依此议而行。大司农寺牵头，会同丞相府、御史台及相关衙署，详细拟定今年度预算调整及钱粮调度方案，报朕审定后，迅速施行！”

“臣等遵旨！”

这场大朝会，不仅成功解决了眼前的财政难题，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经济隐患，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监国太子刘进首次在重大国策上，顶住了压力，清晰而有力地展现了自己的执政理念和经济思想，成功地坚持了“藏富于民”的路线。

他证明了自已并非唯唯诺诺的守成之君，而是一位有独立思考、敢于决断、并能继承和发展父皇治国方略的合格储君。

这场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他在朝臣中的威望，也为未来帝国的平稳过渡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帝国的航船，在这位年轻掌舵者的谨慎操作下，避开了一道险滩，继续朝着“民富国强”的宏伟目标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