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眼中的历史 第17章 吴研人

“我佛山人”外传：吴研人先生的幽默人生与笔底风云

第一章 雅号横空出——“我佛山人”不是佛山人？

光绪年间的广州街头，要是有人扯着嗓子喊“吴趼人”，大概率只有几个熟稔幕僚圈子的人会回头；可要是慢悠悠吐出“我佛山人”四个字，不管是书坊里的掌柜、茶楼里的茶客，还是穿长衫的穷秀才，保准都能凑过来接话：“哦！是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那位先生？”

这就有意思了——吴研人这辈子，跟“佛山”的直接交集其实少得可怜。他祖籍广东佛山南海县，可打小在广州城里长大，后来又揣着半箱书稿闯了上海，临死前都没怎么正经回“老家”住过。偏生他把“我佛山人”这个雅号捂得比自家存折还紧，写文章落款用它，跟朋友写信署它，连给报社投稿都得在笔名后面缀上“即我佛山人”五个小字，生怕别人把他跟“吴趼人”拆成两个人。

有人好奇追问：“先生您既不在佛山长住，为何偏要认这‘佛山人’的身份？”吴研人呷了口功夫茶，慢悠悠答：“你当我是图佛山的陶瓷好？非也。我这是借佛山的‘火气’——你看那佛山铁匠铺，打铁要烧红了铁，写文章也得烧红了心。我若不做‘佛山人’，怎敢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扒得底朝天？”

这话半真半假。早年他跟着父亲在广东各地当幕僚，见多了官场上的弯弯绕——有官员把“孝敬钱”装在茶叶罐里送上门，转头就说“这是家乡特产”；有县太爷断案，看原告穿绸缎就判原告赢，看被告穿粗布就说“你定是刁民”。这些糟心事堵在他心里，像吃了没洗的葡萄，不吐不快。可他本名“吴沃尧”，字“趼人”，“趼”是脚底老茧的意思，暗指自己“跑遍江湖，磨破脚底”，听着就带着股苦哈哈的劲儿，哪有“我佛山人”来得响亮？来得有股子“你敢做，我就敢说”的硬气？

更妙的是，这雅号还帮他躲过不少麻烦。清末文字狱虽没清初那么凶，但“妄议朝政”的罪名也不是闹着玩的。有次他在报上写了篇《论官场贪污之弊》，把某总督的小舅子贪赃枉法的事儿暗戳戳写了进去，那总督气得拍桌子：“查！是谁写的？”手下人查来查去，只查到“我佛山人”这个笔名，问遍佛山的乡绅、文人，都说“没听过这人”。总督没辙，只能骂句“定是哪个穷酸秀才瞎编”，这事就不了了之。后来吴研人跟朋友聊起这事，拍着大腿笑：“你看，多亏了‘我佛山人’这招牌，我这颗脑袋才没搬家！”

久而久之，“我佛山人”成了他的“第二身份”。有人给他送稿费，信封上写“吴趼人先生收”，他能搁在桌上三天不拆；可要是写“我佛山人先生收”，他立马拆开来数钱，还念叨：“还是这名字亲！”连他儿子小时候都问：“爹，人家都叫你‘我佛山人’，那我是不是‘小佛山人’？”他抱着儿子笑：“你呀，先把‘佛山’的‘火’学明白再说——做人得有火气，不能像面团似的任人捏。”

第二章 从“趼人”到作家——磨破的脚底，都成了写作素材

吴研人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折腾”。他二十出头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里没了进项，他只能揣着几封推荐信，从广州跑到上海讨生活。那时候的上海，是“十里洋场”，有穿西装的洋人，有开洋行的买办，也有像他这样揣着才华找饭吃的穷文人。

他一开始找的活计，是在洋行里当“账房先生”，说白了就是帮洋人算算账、写写中文信件。可他这人天生不是坐办公室的料——洋人让他写“这批货物质量上乘”，他偏要在后面加句“就是价格比隔壁洋行贵三成”；洋人让他催客户付款，他倒好，跟客户说“您要是实在没钱，缓几天也没事”。没干三个月，洋行老板就把他叫到跟前，皮笑肉不笑地说：“吴先生，您这性格，适合去写文章，不适合做账。”

丢了工作的吴研人，倒也不慌。他想起自己早年跟着父亲当幕僚时，跑遍了广东的府县，见过的人和事能装满一马车——有农民因为交不起地租，把自家耕牛卖了，转头就去庙里哭；有秀才为了中举，给主考官送了两箱银子，结果还是落榜；还有商人把假药材当真药材卖，害得病号差点丢了命。这些事儿，他都记在小本子上，如今没了活计，倒不如把这些事儿写出来，说不定还能换碗饭吃。

他先给上海的《字林沪报》投稿，笔名就用“趼人”。编辑看他的稿子，写的全是市井里的真事儿，语言又鲜活，不像别的文人那样掉书袋，立马就登了出来。读者看了，都觉得“这写的不就是我身边的事儿吗？”，纷纷写信给报社，让“趼人先生”多写点。

可“趼人”这笔名，总让他觉得缺点啥。有次他在茶馆里听人聊起“我佛山人”的文章，有人说“这先生定是个老学究，不然写不出这么透彻的话”，还有人说“说不定是个退隐的官员，不然怎么知道这么多官场秘闻”。吴研人听着，心里暗笑：“你们都猜错了，我就是个刚丢了工作的穷书生！”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下定决心，把“我佛山人”当成主要笔名——不是为了装腔作势，而是觉得这个名字能让他“放开了写”，不用顾忌别人说“你一个小年轻，懂什么”。

他写的稿子越来越多，题材也越来越广。有写官场的，比如《俏皮话》里，他写个官员“天天拜佛求升官，结果拜错了菩萨，拜成了财神爷”，最后“官没升成，倒贪了不少钱，最后被抓了，还说‘是财神爷让我这么干的’”；有写民间的，比如《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虽然名字听起来像风月小说，可里面写的全是妓女的悲惨遭遇——有妓女被鸨母逼着接客，偷偷攒钱想赎身，结果钱被偷走；有妓女遇到真心喜欢的人，却因为身份悬殊，最后只能跳河自尽。

那时候的上海，文人办报成风，李伯元办的《游戏报》火得不行，吴研人也想办一份自己的报。1901年，他凑了点钱，办了份《汉口日报》，自己当主编，还亲自写社论。可办报这事儿，看着风光，其实苦得很——他每天要写稿子、改稿子、跑印刷厂，有时候忙到后半夜，只能在报社的桌子上趴一会儿。有次他感冒了，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还是坚持写社论，用手写着“今日之中国，如病人膏肓，若不赶紧医治，恐无药可救”，字里行间全是着急。

可惜这报没办多久，就因为没钱倒闭了。吴研人倒也看得开，把报社的桌子椅子卖了，换了几两银子，又回到上海写小说。有人劝他：“你别折腾了，找个稳定的活计多好？”他却笑：“我这‘趼人’的名字，就是磨出来的。脚底磨破了，才能走更远的路；稿子写砸了，才能写出更好的文章。”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构思《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想把自己二十年来看到的、听到的“怪事儿”全写进去，主角就叫“九死一生”，跟他一样，从外地来上海，一路看尽官场的**、民间的疾苦、商人的奸诈。为了写这本书，他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每天只吃两顿稀饭，有时候写到激动处，拍着桌子骂，邻居还以为他疯了。有次朋友来看他，见他眼睛红得像兔子，桌上堆着一摞稿子，心疼地说：“你这是拿命在写啊！”他却指着稿子笑：“你看，这些‘怪现状’，要是我不写下来，再过二十年，就没人记得了。我这是在给后人留个‘镜子’，让他们看看，以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第三章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吐槽大会”，笑出眼泪又心酸

1903年，《新小说》杂志开始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署名“我佛山人”。谁也没想到，这连载一登，就像往热油里泼了瓢水，整个上海的文人圈、读书界都炸了——有人每天蹲在报馆门口等新刊，有人把连载的稿子剪下来装订成册，还有人拿着稿子跟朋友讨论“这里写的是不是某某官员”。

这本书为啥这么火？因为吴研人写的“怪现状”，全是清末社会的“真实写照”，而且他写得又幽默又尖锐，像把手术刀，把社会的“烂疮”一层层剖开，让你又笑又气，笑完了还得抹把眼泪。

比如书里写个“制台大人”，见了洋人就点头哈腰，跟洋人的翻译说“您要是有事儿，随时来找我，我一定办得妥妥帖帖”；可见了老百姓，立马就摆起架子，老百姓给他磕头，他连眼皮都不抬。有次一个洋人丢了只狗，制台大人立马派了几十个衙役去搜，找了三天三夜，终于把狗找回来了，还亲自把狗送到洋人的公馆，说“让您受惊了，这狗我已经让人洗干净了”。可老百姓丢了孩子，去衙门报案，衙役却骂“你自己看不好孩子，还好意思来麻烦大人”。吴研人在书里写“九死一生”的感受：“我看着制台大人对狗那么亲热，再想想老百姓的遭遇，心里像堵了块石头，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个情节，写个秀才想中举，到处托关系找门路。有人告诉他，主考官喜欢字画，你送幅好字画过去，肯定能中。秀才听了，花了十两银子买了幅假字画，送给主考官。主考官看了，连连称赞“好画！好画！”，结果放榜的时候，秀才还是落榜了。秀才去找送字画的人算账，那人却说“你傻啊！主考官是喜欢字画，可他更喜欢银子！你只送字画，不送银子，怎么能中？”吴研人写这段的时候，加了句评论：“我活了二十年，才知道中举不是看才华，是看银子。这世道，真是怪得没边了！”

书里的“怪现状”，越写越多，越写越离谱——有商人把假酒当好酒卖，喝死了人，却说是“喝的人身体不好”；有官员把公款当私款用，花天酒地，却说是“为了应酬，没办法”；有地主把农民的土地抢走，却说是“农民自愿卖给我的”。这些事儿，在当时的社会里，不是虚构的，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吴研人把它们写进书里，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为了“叫醒”世人——他在书的序言里写：“我写这些事儿，不是为了让大家笑，是为了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什么样。要是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完！”

可他的幽默，也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而是藏在讽刺里的。比如写个贪官被抓了，从他家里搜出几十万两银子，贪官却哭着说“这些银子不是我的，是别人放在我这儿的”。狱卒问他“别人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银子放在你这儿？”贪官说“因为我是清官，别人信任我”。吴研人写“九死一生”听了这话，差点笑出声：“这贪官的脸皮，比城墙还厚。我算是开眼界了！”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连载了四年，一共写了一百零八回。这本书火了之后，“我佛山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有人说他是“清末第一讽刺小说家”，有人说他是“社会的镜子”，还有人说他是“不怕死的文人”。可吴研人自己却说：“我就是个写小说的，没那么大本事。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希望大家能醒醒，别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有次他去茶馆喝茶，有个老头认出他，凑过来说：“先生，您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每回都看。看的时候，我又笑又哭——笑那些人的荒唐，哭我们的国家怎么变成这样了。”吴研人听了，眼眶一红，说：“老人家，只要还有人能看懂我的书，还有人能为国家着急，我们的国家就还有救。”

第四章 办报与交友——“我佛山人”的文人江湖，有笑有泪有热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火了之后，吴研人成了上海文人圈的“香饽饽”——有人请他写稿子，有人请他办报纸，还有人专门来跟他交朋友。其中，跟他关系最好的，要数李伯元。

李伯元比吴研人年长几岁，也是清末着名的小说家，写过《官场现形记》，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的一家茶馆里。李伯元先开口：“久闻‘我佛山人’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吴研人笑着答：“李先生的《官场现形记》，我也拜读过，写得比我好，我还得向您学习。”

两人一见如故，聊起小说创作，聊起社会现状，越聊越投机。李伯元说：“现在的文人，要么躲在书斋里不闻世事，要么为了钱写些阿谀奉承的文章。像我们这样，敢写真话的，没几个了。”吴研人点头：“是啊，可我们不能停。我们的笔，就是我们的武器。哪怕只能叫醒一个人，也是好的。”

后来，李伯元办《游戏报》，邀请吴研人写专栏。吴研人欣然同意，专栏名字叫《我佛山人笔记》，写的全是上海街头的趣事、怪事。比如有次他写“上海的洋车夫，拉着洋人跑，跑得飞快；拉着中国人跑，却磨磨蹭蹭。问他为什么，他说‘洋人给的钱多’”；还有次他写“上海的戏班子，演的戏全是才子佳人，没一出是讲老百姓的苦。戏子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唱着好听的曲子，可台下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

两人还经常一起“逛江湖”——不是逛妓院、赌场，而是逛上海的街头巷尾，听老百姓聊天，收集写作素材。有次他们在码头看到个搬运工，扛着几百斤的货物，走一步喘一口气，可老板还在催“快点！再快点！”。搬运工累得倒下了，老板不仅不心疼，还骂“没用的东西，这点活都干不了”。吴研人看了，气得发抖，李伯元拉着他说：“别冲动，我们把这事儿写下来，让更多人看到。”后来，吴研人把这事儿写进了《我佛山人笔记》，读者看了，纷纷骂老板“没良心”，还有人发起募捐，给那个搬运工送了点钱。

可文人之间，也不是只有“志同道合”，偶尔也会有“小摩擦”。有次，吴研人在专栏里写“有些小说，光写风月之事，不写社会疾苦，纯属浪费笔墨”。有人说他是在影射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因为那本书里有不少风月情节。李伯元看到后，心里有点不舒服，就给吴研人写了封信，说“写风月之事，也未必是浪费笔墨，有时候也能反映社会现状”。吴研人看了信，立马给李伯元回信，说“我不是在说您，是在说那些只写风月、不写真话的人。是我没说清楚，让您误会了，对不起”。两人把话说开了，关系反而更好了。

除了李伯元，吴研人还有个好朋友，叫周桂笙，是个翻译家，翻译过不少外国小说。周桂笙告诉吴研人，外国有很多好小说，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写得又惊险又有趣，还能开阔眼界。吴研人听了，很感兴趣，让周桂笙给他翻译几本。看了外国小说后，吴研人深受启发，他说：“外国小说里的侦探，能通过蛛丝马迹找出凶手；我们中国的小说，也应该多写点‘办实事’的人，少写点‘只会说空话’的文人。”后来，他写了本《中国侦探案》，虽然写得不如外国侦探小说成熟，但也是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之一。

1906年，吴研人自己办了份杂志，叫《月月小说》，这是中国最早的白话小说杂志之一。他在杂志的发刊词里写：“我办这份杂志，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说真话’的地方。不管是小说、诗歌，还是随笔，只要是真话，只要能反映社会现状，我都欢迎。”

《月月小说》创刊后，反响热烈，不少文人都给杂志投稿，比如苏曼殊、包天笑等。吴研人自己也在杂志上连载新小说，比如《恨海》《劫余灰》。《恨海》写的是一对恋人，因为战乱分开，最后阴阳两隔的故事，里面穿插了很多社会现状的描写——有官员趁战乱搜刮民财，有商人趁战乱哄抬物价，有老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这本书虽然是爱情小说，可字里行间全是对社会的不满和对老百姓的同情。

办杂志的日子，虽然辛苦，可吴研人却很开心。他说：“每天能看到这么多好稿子，能跟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社会发声’，比赚多少钱都强。”可好景不长，1910年，吴研人因为长期劳累，得了重病，只能停办《月月小说》。临死前，他还惦记着杂志，跟朋友说：“等我病好了，我们再把《月月小说》办起来，好不好？”可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那一天，同年10月，吴研人在上海去世，年仅四十四岁。

第五章 雅号背后的真性情——“我佛山人”不是“圣人”，只是个有血有肉的文人

提起“我佛山人”，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个“严肃的文人”，是个“敢于说真话的斗士”。可实际上，吴研人也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自己的小缺点，有自己的小爱好，也有自己的“小烦恼”。

他最大的爱好，是喝功夫茶。不管是在广州还是上海，他走到哪儿，都带着一套茶具。早上起来，先泡一壶茶，慢慢喝，边喝边构思稿子；晚上写累了，也泡一壶茶，边喝边跟朋友聊天。他喝茶叶很讲究，只喝广东的凤凰单丛，说“这茶有股子‘火气’，喝了能让人精神振奋”。有次朋友给他送了罐西湖龙井，他泡了喝，皱着眉头说“这茶太淡了，没味道，还是凤凰单丛好喝”。朋友笑他“太固执”，他却说“我这不是固执，是念旧。就像我用‘我佛山人’这个笔名，用习惯了，就不想换了”。

他还有个“小缺点”，就是爱较真。有次他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九死一生’，就是吴研人自己”。他立马写了篇文章反驳：“‘九死一生’是我虚构的人物，虽然里面有我的影子，但不全是我。要是把小说人物当成作者本人，那岂不是笑话？”还有次，有人说他写小说“太偏激”，“把社会写得太黑暗了”。他又写文章反驳：“我不是偏激，是我看到的社会就是这样。要是我把黑暗写成光明，那才是骗人。我宁愿被人说‘偏激’，也不愿说假话。”

他也有自己的“小烦恼”——缺钱。虽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火了，可他赚的稿费并不多。那时候的文人，稿费很低，有时候写一篇稿子，只能换几顿稀饭钱。他在上海租的房子，又小又暗，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有次他跟朋友写信，说“最近稿子写得少，稿费也少，家里快没米了。还好我还有套茶具，能喝口茶，不然真要活不下去了”。可就算再缺钱，他也不愿写“阿谀奉承”的文章。有次一个商人找他，说“你给我写篇文章，夸夸我的商品，我给你五十两银子”。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只写真话，不写假话。你的商品好不好，我不知道，就算知道好，我也不会为了钱写文章夸你。”

他对家人也很有感情。他妻子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没读过多少书，可两人感情很好。吴研人在外奔波，妻子就在家里照顾孩子、操持家务。有次他在上海生病了，妻子连夜从广州赶到上海，照顾他。他醒来看见妻子，眼泪都流下来了，说“让你担心了，对不起”。妻子笑着说“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你好好写文章，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他还有个儿子，叫吴念慈，从小就喜欢读书。吴研人经常教儿子写文章，告诉他“写文章要写真话，不能说假话。做人也是一样，要做个正直的人”。

他也有“害怕”的时候。有次他写了篇文章，骂某个大官贪污**，那大官派人来找他，说“你要是再写这样的文章，小心你的小命”。吴研人心里也害怕，毕竟他上有老下有小。可他想了想，还是继续写文章，只是把骂人的话写得更隐晦了。他跟朋友说“我不是不怕死，可我要是因为害怕就不写了，那我对不起‘我佛山人’这个笔名，对不起那些相信我的读者”。

他去世后，朋友们给他办了个简单的葬礼。来送葬的人很多，有文人，有读者，还有些不认识他的老百姓。有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了“我佛山人吴研人之墓”几个字，还有人在墓碑前放了一壶凤凰单丛茶，说“先生，您生前爱喝这茶，我们给您送来了”。

后来，有人问周桂笙：“你觉得‘我佛山人’这辈子，值吗？”周桂笙想了想，说：“他这辈子，没赚多少钱，没当过大官，甚至没活过五十岁。可他用‘我佛山人’这个笔名，写下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下了那么多反映社会现状的文章，叫醒了那么多人。他这辈子，值了。”

第六章 “我佛山人”的遗产——百年后的我们，还在看他写的“怪现状”

吴研人去世后，“我佛山人”这个雅号，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而被遗忘。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他的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他的故事。

民国时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被多次再版，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专门提到了吴研人，说他的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称赞他是“清末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茅盾也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小说，它让我们看到了清末社会的真实面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人的良心。”

新中国成立后，吴研人的小说被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名着”系列，成为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很多人在课堂上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次了解到清末的社会现状，第一次知道原来百年前的文人，也像现在的人一样，关心国家，关心老百姓。

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吴研人的小说被搬到了网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读他的书。有人在网上留言：“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感觉就像在看现在的社会新闻，有些‘怪现状’，居然跟现在一模一样。”还有人说：“‘我佛山人’真是个‘预言家’，他写的那些事儿，现在还在发生。”

其实，吴研人不是“预言家”，他只是个“认真观察生活的人”。他写的“怪现状”，不是某个时代独有的，而是人性的弱点、社会的弊端在不同时代的体现。比如贪污**、贫富差距、道德滑坡，这些问题，不仅清末有，现在也有。吴研人的小说，之所以能流传百年，就是因为他写出了“人性的共通之处”，写出了“社会的普遍问题”。

除了小说，吴研人留下的，还有他的“精神”——那就是“敢于说真话，敢于为老百姓发声”的精神。在那个“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的时代，吴研人敢于用自己的笔，揭露社会的黑暗，批评官场的**，同情老百姓的疾苦。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宝贵的。

现在，我们提起“我佛山人”，不再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清末小说家”，而是把他当成一个“精神符号”——一个提醒我们“要敢于说真话，要关心社会，要同情弱者”的符号。就像他当年用“我佛山人”这个雅号，借佛山的“火气”来“唤醒世人”一样，现在的我们，也应该借他的“精神”，来“唤醒自己”——在面对不公的时候，敢于站出来说话；在看到弱者的时候，敢于伸出援手；在过好自己生活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这个社会。

有次我去上海，特意去了吴研人当年住过的地方——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站在街头，想象着一百多年前，吴研人就是在这里，坐在简陋的出租屋里，一笔一笔地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着“我佛山人”的故事。

突然，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喊“我佛山人”，转头一看，是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正在跟朋友说“这本书真好看，‘我佛山人’写得太透彻了”。我笑了——原来，“我佛山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书，他的精神，他的雅号，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就像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尾写的那样：“我这二十年的经历，就像一场梦。可我希望，这场梦能早点醒，希望我们的国家能早点好起来。”现在，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国家，不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国家了。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叫吴研人的文人，有一个叫“我佛山人”的雅号，曾经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呐喊过，奋斗过。

这，就是“我佛山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