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眼中的历史 第11章 冯梦龙

冯梦龙：被科举耽误的“民间故事顶流”，雅号背后藏着明朝最鲜活的烟火气

第一章 万历年间的“叛逆文人”：从“冯大公子”到“故事收集狂”

明万历二年（1574年），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的冯家里，添了个男娃。按当时的规矩，这娃得按“龙”字辈取名，老爹冯桂庭琢磨半天，定了“梦龙”二字——盼着儿子将来有“梦龙”之才，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可谁能想到，这娃后来没成“状元郎”，倒成了明朝最会“说故事”的人，还攒下一串比科举功名更响亮的雅号。

那会儿的苏州，是全国的“文艺中心”，昆曲正火，话本小说在茶馆里传得比圣旨还快。冯梦龙打小就不是“乖乖读书”的料，别的公子哥抱着《四书五经》啃得头都大，他却总溜出家门，往茶馆、戏楼、市集里钻。听说书先生讲《白蛇传》，他能蹲在台下连听三天，连先生喝的茶是碧螺春还是雨前龙井都摸得门清；看戏班演《牡丹亭》，演员忘词了他能在台下小声提词，气得班主差点把他轰出去——“这小娃娃比我还懂戏！”

家人见他“不务正业”，急得跳脚。老爹冯桂庭是个老秀才，一辈子没中举，把希望全压在儿子身上，天天盯着他背书。可冯梦龙有招，表面上捧着《论语》摇头晃脑，脑子里却在给刚听来的“牛郎织女”加新情节：“织女要是带了台织布机下凡，会不会被王母娘娘当‘违规设备’没收？”气得老爹拿戒尺敲他手心，他还嬉皮笑脸：“爹，您听我编段‘孔夫子听故事’，保证比《论语》有意思！”

这时候的冯梦龙，还没正式的雅号，但身边人都私下叫他“冯故事”——谁要是想听新鲜段子，找他准没错。有回邻居家的小姐出嫁，哭哭啼啼不想嫁，冯梦龙跑去跟她说：“我给你讲个‘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故事，人家姑娘还主动追才子呢，你这婚说不定是段好姻缘！”几句话把小姐逗笑了，连带着嫁妆里都多放了两本他写的“小段子”。

不过，冯梦龙也不是完全“摆烂”。二十岁那年，他还是按规矩去考了秀才，没想到一考就中——倒不是他突然开窍，而是他把《论语》里的道理，都编成了小故事记，考官看他文章“通俗又有见地”，竟破格录取了。这下家人乐了，以为他终于“走上正途”，可没过多久，大家发现：这“秀才”还是老样子，只不过现在收集故事更“理直气壮”了——“我这是在‘体察民情’，为将来写策论打基础！”

其实冯梦龙心里门儿清：科举那套“之乎者也”，远不如民间的故事有意思。他见过茶馆里的贩夫走卒，为了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红了眼眶；也见过深宅大院的小姐，偷偷抄录话本里的爱情故事；甚至连街边的乞丐，都能把“薛仁贵征西”讲得绘声绘色。他觉得，这些藏在市井里的故事，才是真正的“学问”——比八股文里的“君君臣臣”鲜活多了。

于是，他开始正经“搞事业”：随身带个小本子，走到哪记到哪。听说城东有个老嬷嬷会讲“白蛇娘娘盗仙草”，他提着两斤桂花糕就上门；城西的戏班排了新戏，他帮着抄剧本，只求能把戏词记下来。有回为了抢听一个“独家故事”，他跟另一个说书先生的“粉丝”在茶馆吵了起来，最后两人约定“石头剪刀布”，赢的人才能听——冯梦龙输了，却赖在茶馆不走，直到先生心软，额外给他讲了一段。

这股“痴劲儿”，后来成了他第一个正式雅号的源头。三十岁那年，他在苏州的巷子里租了间小屋子，门口挂了块木牌，上面写着“墨憨斋”三个大字。“墨”是说他靠笔墨吃饭，“憨”呢？不是傻，是他对故事的“痴迷”——别人觉得收集民间故事是“不务正业”，他却乐在其中，像个“憨直”的孩子。从此，“墨憨斋主人”这个雅号，就跟着冯梦龙的故事一起，在苏州府传开了。

第二章 “顾曲散人”的戏曲江湖：把昆曲玩成“明朝流行乐”

如果说“墨憨斋主人”是冯梦龙的“故事博主”身份，那“顾曲散人”这个雅号，就得算他的“戏曲制作人”标签。所谓“顾曲”，是古代对戏曲爱好者的称呼，可冯梦龙的“顾曲”，可不是单纯的“看戏迷”——他是把昆曲当成“明朝流行乐”来搞，又改剧本又排戏，差点把当时的戏曲圈“卷”出新**。

那会儿的昆曲，虽然火，但有个毛病：剧本要么太晦涩，满篇都是生僻字，老百姓听不懂；要么情节太老套，翻来覆去就是“才子配佳人”，没新意。冯梦龙一看：“这哪行？好曲子得让所有人都能听懂，还得有新花样！”于是，他揣着自己改的剧本，跑遍了苏州的戏班，想找人大胆“革新”。

可戏班老板们都怕风险。有个班主跟他说：“冯先生，您这剧本改得是有意思，可观众就认老本子，要是演砸了，我这戏班就得喝西北风！”冯梦龙不气馁，拍着胸脯保证：“要是赔了，我墨憨斋主人掏腰包补你！要是火了，你可得给我加场‘谢幕戏’！”

还真让他赌对了。他改的第一部戏是《牡丹亭》的“游园惊梦”一折。原来的唱词里有句“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冯梦龙觉得太含蓄，改成了“闺房里闷得慌，不如游园赏春光”——虽然少了点文雅，可老百姓一听就懂，台下的掌声比原来响了三倍。更绝的是，他还加了个小细节：杜丽娘游园时，手里多了个“纸鸢”（风筝），风筝线断了，正好飘到柳梦梅手里，成了两人的“定情信物”。观众看得拍腿叫好：“这比原来的‘梦遇’有意思多了！”

这下，冯梦龙成了戏班的“香饽饽”。苏州最大的“玉茗班”请他当“编剧顾问”，给他开的薪水比一般秀才高两倍。可冯梦龙不看重钱，就提了个要求：“我要跟演员一起排戏，谁要是不按我的改，可别怪我‘顾曲散人’翻脸！”

他排戏有多“较真”？有回演《西厢记》，扮演红娘的演员把“碧云天，黄花地”唱得太柔，冯梦龙当场喊停：“红娘是个泼辣的姑娘，得唱出‘风风火火’的劲儿，你这唱得像林黛玉，哪像牵红线的红娘？”说着，他自己站到台上，捏着嗓子学红娘的语气唱了一遍——虽然声音有点怪，可那股“机灵劲儿”，把演员都逗笑了，也立马明白该怎么演了。

除了改老戏，冯梦龙还自己写新戏。他写的《双雄记》，讲的是两个江湖好汉联手除暴安良的故事，里面加了好多“武打戏”——这在当时的昆曲里很少见。为了让武打动作好看，他还特意去跟苏州的武师学招式，再教给演员。有场“酒楼打斗”的戏，演员要从二楼跳下来，冯梦龙怕出危险，亲自找木匠做了个“隐形跳板”，还在下面铺了厚厚的棉絮。演出那天，观众看到演员“飞”下来，吓得尖叫，随后就是满堂喝彩——这场戏成了“玉茗班”的招牌，连演了三个月都没停。

冯梦龙的“顾曲”，还不止于“改戏排戏”。他觉得昆曲不能只在戏楼里演，得“接地气”。于是，他组织戏班去乡下演出，还跟农民“互动”：农民喜欢听“种田的故事”，他就临时加一段“农夫救公主”的小插曲；孩子们喜欢看“小动物”，他就让演员戴上个“兔子头套”，在台上跳一段。有回在乡下演完戏，一个老农拉着他的手说：“冯先生，原来昆曲不是城里人的玩意儿，我们庄稼人也能看得懂、听得乐！”

这话让冯梦龙特别开心。他在自己的戏曲集《墨憨斋定本传奇》里写：“顾曲者，非为风雅，实为悦众也。”意思是，我喜欢戏曲，不是为了装文雅，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开心。也正是这份“悦众”的初心，让“顾曲散人”这个雅号，不仅在文人圈里受尊重，在老百姓里也有了口碑——有老百姓甚至不知道“冯梦龙”是谁，却知道“顾曲散人”能写出“最好看的戏”。

不过，“顾曲散人”也有“碰壁”的时候。有个高官觉得他的戏“太俗”，说：“冯梦龙，你一个秀才，天天跟戏子混在一起，还写这些‘市井玩意儿’，丢不丢人？”冯梦龙当场反驳：“大人，您天天听的‘雅乐’，不也是从民间来的吗？要是都嫌‘俗’，那天下人都没好戏看了！”气得高官拂袖而去，可冯梦龙该改戏还改戏，该排戏还排戏——他才不管什么“雅俗”，只要老百姓喜欢，他就觉得值。

第三章 “三言”横空出世：“故事总编辑”的爆款制造机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冯梦龙已经四十三岁了。这时候的他，虽然秀才身份还在，却早就放弃了“科举当官”的念头——他一门心思要干件“大事”：把自己几十年收集的民间故事，整理成一本“爆款合集”。这本文集，就是后来影响中国文学几百年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而“墨憨斋主人”这个雅号，也因为“三言”，从苏州府火到了全国。

说起来，“三言”的诞生，还有点“被逼出来”的意思。那会儿市面上的话本小说，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错别字连篇，有的情节漏洞百出，还有的为了“博眼球”，故意写些低俗内容。冯梦龙看了气不打一处来：“这么好的民间故事，都被这些人给糟蹋了！我得让大家看看，真正的好故事该是什么样的！”

于是，他把自己“墨憨斋”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笔记，全翻了出来。这些笔记里，有他年轻时在茶馆听来的段子，有从老人口中记下来的传说，还有他自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光是筛选素材，他就花了整整一年——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趴在桌上逐字逐句看，遇到好故事就画个“圈”，遇到不好的就打个“叉”，最后选了一百二十篇，分成三册。

给这三本书取名的时候，冯梦龙也费了不少心思。他想：故事不只是用来“解闷”的，还得有点“用处”。所以第一本叫《喻世明言》，“喻”是“比喻”，用故事比喻道理；第二本叫《警世通言》，“警”是“警示”，提醒世人别犯糊涂；第三本叫《醒世恒言》，“醒”是“唤醒”，让大家明白做人的道理。他在序言里写：“我这‘三言’，不是‘闲书’，是给老百姓看的‘人生指南’。”

可“人生指南”也得好看才行。冯梦龙改编故事的本事，在“三言”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拿《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来说，原来的民间故事很简单：丈夫出门做生意，妻子跟别人私通，最后丈夫原谅了妻子。冯梦龙一看：“这情节太单薄，得加细节！”于是，他给故事里加了个“珍珠衫”的道具——妻子把丈夫送的珍珠衫给了情人，最后珍珠衫成了两人私通的证据，也成了丈夫原谅妻子的“台阶”。这么一改，故事里的“情”和“理”就都出来了，读者看得又哭又笑，直呼“太真实”。

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原来的版本里，杜十娘只是“投江而死”，冯梦龙却给她加了个“百宝箱”——箱子里有金银珠宝，还有她一辈子的希望。最后她把百宝箱沉江，不是“赌气”，是对世俗的“反抗”。这个改编，让杜十娘从一个“可怜女子”，变成了有骨气的“奇女子”，几百年来，不知道让多少读者为她流泪。

冯梦龙改编故事，还有个“原则”：不脱离民间本色。他不会把故事改得“高大上”，反而会加很多“烟火气”的细节。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里，卖油郎秦重攒钱去见花魁娘子，不是“一见钟情”就成功了，而是他先去油坊打工，省吃俭用攒了一年的钱，见面时还因为紧张，在门口徘徊了半天。这些细节，让读者觉得“秦重就像隔壁卖油的小哥”，特别亲切。

为了让“三言”更受欢迎，冯梦龙还搞了不少“营销手段”。那会儿没有“线上宣传”，他就请说书先生在茶馆里“剧透”——每天讲一段“三言”里的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就停，告诉大家“想知道后续？快去买《喻世明言》！”；他还让书坊的老板把“三言”的封面印得特别鲜艳，上面画着故事里的精彩场景，比如杜十娘沉百宝箱、卖油郎见花魁，吸引路人购买。

果然，“三言”一出版，就成了“明朝畅销书”。苏州的书坊门口排起了长队，有的读者为了抢第一版，天没亮就来排队；有的书商见有利可图，还偷偷“盗版”，把“墨憨斋主人”改成“墨痴斋主人”，结果因为改编得太烂，被读者骂得狗血淋头——大家只认“墨憨斋主人”的正版。

甚至连当时的文人圈，都被“三言”圈粉了。有个叫袁宏道的大文人，专门写信给冯梦龙：“读您的‘三言’，比读唐诗宋词还过瘾！您这‘墨憨斋主人’，真是把民间故事写出了大学问！”冯梦龙收到信，笑得合不拢嘴，在回信里调侃：“袁兄要是喜欢，我下次改戏，给您留个‘客串角色’！”

“三言”的成功，让冯梦龙彻底成了“明朝故事顶流”。有人统计过，“三言”在明朝的销量，比当时所有科举参考书加起来还多。而“墨憨斋主人”这个雅号，也成了“好故事”的代名词——老百姓买话本，先看封面有没有“墨憨斋主人”的名字，有就买，没有就犹豫：“这是不是盗版啊？”

第四章 “茂苑野史氏”的冷眼热肠：把历史写成“百姓身边事”

除了“故事博主”和“戏曲制作人”，冯梦龙还有个不太为人知的雅号——“茂苑野史氏”。“茂苑”是苏州的别称，“野史氏”就是写野史的人。这意思很明显：他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写一本不一样的“明朝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正史”，而是藏在市井里的“民间史”。

为啥要写野史？冯梦龙说过：“正史里写的都是‘大人物’，可老百姓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历史’。”他一辈子没当过大官，却走了太多地方，见了太多老百姓的故事——有开店的掌柜，因为诚信经营，把小铺子做成了大商号；有普通的农妇，在灾年里把粮食分给邻居，自己却饿肚子；还有守城的士兵，明明家里有老母亲，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打仗。这些故事，正史里没地方写，可冯梦龙觉得，它们比“皇帝下了几道圣旨”更有意义。

于是，他又拿起了笔，开始写《甲申纪事》《中兴伟略》这些野史。和写“三言”不一样，写野史时的冯梦龙，少了点“幽默”，多了点“严肃”，但那份“接地气”的劲儿，一点没改。他写历史，不写“之乎者也”的官话，而是用老百姓能听懂的“大白话”，还会加很多“细节描写”，让历史人物“活”起来。

比如写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起义”，正史里只写“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帝自缢煤山”，冯梦龙却会写：“那天北京城里刮着大风，老百姓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有个卖包子的老汉，还想着把最后一笼包子卖给守城的士兵，结果刚出门，就听见城楼上的钟声——那是亡国的钟声啊！”这么一写，读者就像亲眼看到了那天的场景，心里不是“读历史”的冷漠，而是“疼”——疼老百姓的苦，疼国家的亡。

他还喜欢写“小人物的大情怀”。有个叫“王阿婆”的老太太，在清军入关后，家里的房子被烧了，儿子也战死了，可她还是偷偷给抗清的士兵送粮食。有人劝她：“老太太，您都这把年纪了，别管这些事了，保命要紧！”王阿婆却说：“我儿子是为国家死的，我送点粮食，算什么？”冯梦龙把这个故事写进野史，最后加了一句：“这样的老太太，才是大明的‘脊梁’啊！”

不过，写野史也有风险。明朝末年，时局混乱，朝廷对“民间修史”管得很严，怕有人“造谣”。有回冯梦龙写了篇《苏州城守记》，讲的是苏州百姓反抗清军的故事，里面提到了“官员弃城而逃”的事，结果被一个官员告到了官府，说他“污蔑朝廷命官”。

官府把冯梦龙叫去问话，问他：“冯梦龙，你这故事是真的吗？要是造谣，可是要治罪的！”冯梦龙一点不慌，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当时目击者的名字和证词：“大人要是不信，我可以带您去找这些人，他们都亲眼看见了！”官府一看，知道他没造谣，只好把他放了。

回家后，朋友劝他：“你这‘茂苑野史氏’，还是别写这些敏感的事了，小心惹祸上身！”冯梦龙却摇摇头：“我写野史，不是为了自己出名，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当年的老百姓是怎么活的，怎么拼的。要是因为怕惹祸就不写，那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晚年的冯梦龙，身体越来越差，眼睛也花了，可他还是坚持写野史。有时候写着写着，眼泪就掉在纸上，把字都晕开了——他写的不是“历史”，是自己一辈子看到的“人间”啊！他在《茂苑野史》的序言里写：“我这一辈子，没当过大官，没做过大事，就写了点故事，记了点历史。要是后人能从我的书里，看到一点老百姓的苦，一点老百姓的善，那我‘茂苑野史氏’，就没白活这一辈子。”

第五章 雅号背后的真性情：冯梦龙的“人间烟火气”

冯梦龙一辈子，有过很多身份：秀才、文人、编剧、历史学家……也有过很多雅号：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茂苑野史氏……可这些雅号，从来不是他“装门面”的标签，而是他真性情的“写照”——他就是个爱故事、爱戏曲、爱百姓的“普通人”，只不过比别人多了点“痴劲儿”，多了点“勇气”。

他不贪财。“三言”卖得那么火，书坊老板想给他“分红”，他却只收了“修改费”，还说：“这些故事本来就是老百姓的，我只是把它们整理了一下，哪能拿这么多钱？”他把剩下的钱，都用来资助穷书生和戏班——有个穷秀才买不起书，他就把自己的“墨憨斋”开放，让秀才来免费看书；有个戏班买不起戏服，他就把自己的棉袄当了，给戏班凑钱。

他也不图名。有人劝他：“冯先生，您现在这么有名，不如去京城找个大官推荐，说不定能当个官，光宗耀祖！”他却笑着说：“我要是当了官，天天要写奏折、管政事，哪还有时间听故事、改戏？我这‘墨憨斋主人’，比当官舒服多了！”

他对老百姓的“情”，是真的深。晚年他在福建寿宁县当县令（这是他这辈子唯一当的官，还是个小官），刚到寿宁，就发现当地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得交很重的税。他立马给朝廷写奏折，请求“减免赋税”，还自己掏腰包，在县里办了“义学”，让穷孩子免费读书。

有回寿宁闹旱灾，庄稼全枯死了，老百姓只能吃树皮。冯梦龙带着衙役，到处找水源，还跟老百姓一起挖井。他的鞋子磨破了，脚也起了泡，却还是天天泡在田埂上。老百姓见了，都劝他：“冯大人，您是官，歇会儿吧，我们来挖！”冯梦龙却说：“我是寿宁的县令，就得跟大家一起扛！”

在寿宁的三年，冯梦龙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把寿宁治理得井井有条——老百姓能吃上饭了，孩子能上学了，连街上的小偷都少了。离任的时候，老百姓拦着他的轿子，哭着不让他走，还给他送了很多土特产：山里的野果、自己织的布、刚烤的饼。冯梦龙收下了饼，把其他的都还给老百姓：“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这些东西你们自己留着，好好过日子！”

离开寿宁后，冯梦龙回到了苏州，这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越来越差，可他还是没放下笔——他在“墨憨斋”里，又整理了一本《情史》，讲的是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有人问他：“冯先生，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写爱情故事？”他笑着说：“‘情’是人间最真的东西，不管多大年纪，都得相信‘情’啊！”

清顺治三年（1646年），冯梦龙在苏州的“墨憨斋”里去世，享年七十三岁。他走的时候，身边还放着没写完的笔记，桌上摆着刚改好的戏词，窗外的巷子里，还有说书先生在讲他写的“三言”故事——他一辈子爱的东西，都在他身边。

后来，有人给冯梦龙写墓志铭，没提他的秀才身份，也没提他当过大官，只写了他的三个雅号：“墨憨斋主人，集民间故事成‘三言’；顾曲散人，改昆曲成‘通俗乐’；茂苑野史氏，记百姓史成‘真史’。此三号，足见其心。”

是啊，冯梦龙这一辈子，没留下什么“丰功伟绩”，可他的雅号，他的故事，却比很多帝王将相的名字，更让人难忘。因为他写的不是“阳春白雪”的高雅，而是“人间烟火”的鲜活；他爱的不是“功名利禄”的浮华，而是“百姓冷暖”的真实。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看他的“三言”，还在演他改的昆曲，还在讲他记的故事。而“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茂苑野史氏”这些雅号，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温暖的符号——它们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学问”，从来不在书本里，而在老百姓的生活里；真正的“文人”，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能蹲在茶馆里，跟老百姓一起听故事、笑出声的人。

冯梦龙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笑着说：“你看，我就说吧，好故事，能传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