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文史研究馆的青砖小院仿佛与世隔绝,齐昊的办公室设在藏书阁的二楼,推开木窗就能看见庭院里的百年海棠。四十二岁的他如今是研究馆最年轻的副馆长,分管地方文献整理。
“齐馆长,这是新征集的一批民国县志。”白发苍苍的文献部主任抱来一摞泛黄的线装书,“需要您过目后编号入库。”
齐昊挽起袖子,戴上白手套开始工作。这已经是他在研究馆的第八个月,每天与古籍相伴,渐渐熟悉了这份远离权力中心的宁静。
但平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息。
三天后的深夜,齐昊在整理一批新接收的捐赠文献时,发现了一本1948年的《边西商帮年鉴》。在记载“同心商会”的章节里,夹着一页泛黄的名单,上面罗列着当年商会核心成员的代号。其中一个代号让他瞳孔微缩——“观棋”。
“原来这个代号从解放前就存在了……”他轻声自语,立即用保密相机拍下这页内容。
次日清晨,他照常参加馆务例会。散会后,馆长特意留下他:“齐馆长,省委办公厅刚来通知,要我们整理一份边西省近代商帮史料,说是为明年招商引资做准备。”
齐昊心中一动:“具体有什么要求?”
“特别要求梳理‘同心商会’的历史沿革和现代传承。”馆长推了推老花镜,“听说这是某位省领导亲自点的题。”
回到办公室,齐昊立即警觉起来。这个时间点要求整理“同心商会”史料,绝非巧合。他拨通了郑毅留下的紧急联络方式。
“要求整理史料的事我知道了。”郑毅在加密通话中语气凝重,“这是对方在试探,看你掌握了多少情况。按正常程序办,但要留有余地。”
按照指示,齐昊组织研究团队开始史料整理。但在关键章节,他刻意使用了模糊表述,对一些敏感人物只提其历史贡献,避谈现代关联。
材料上报一周后,省委副秘书长突然带队来研究馆视察。在参观藏书阁时,这位副秘书长看似随意地问:“齐馆长在研究‘同心商会’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历史线索?”
“都是些常规史料。”齐昊平静应答,“主要记录了当年商界前辈支持革命、建设家乡的事迹。”
副秘书长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
视察结束后,馆长忧心忡忡地找到齐昊:“刚才办公厅的同志私下问我,你是不是对某些历史问题有‘不同看法’。”
“我只是客观呈现史料。”齐昊不动声色。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自己仍在对方的密切监视之下。他决定改变策略,将研究重点转向边西省红色金融史,以此为由头继续调查。
转机出现在一个雨天。齐昊在整理一批新接收的离退休干部捐赠资料时,发现了一本1992年的工作笔记。笔记的主人是已故的原省经委副主任,其中详细记录了一次关于金融改革试点的重要会议。
笔记中提到,当时有与会者强烈主张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支付结算领域,称这是“改革的突破口”。这个主张遭到多数人反对,但最终却以试点名义得以推行。
更让齐昊震惊的是,笔记里夹着一张便签,上面写着一行小字:“此事系‘老师’授意,慎查。”
他连夜将这份笔记数字化,通过多个渠道备份。第二天,他以征集改革开放口述史为名,开始走访笔记中提到的与会者。
大多数老同志已经离世,健在的也大多记忆模糊。直到他找到原省人民银行副行长、现已八十六岁高龄的徐老。
听说齐昊的来意,徐老屏退家人,关上书房门:“我就知道会有人来问这件事。那个金融试点,根本就是个错误!”
“您能具体说说吗?”
徐老激动地拍着轮椅扶手:“当时我们都反对!支付结算是经济命脉,怎么能让来历不明的民营资本介入?可上面有人坚持要试点,还说这是‘老师’的意思。”
“这位‘老师’到底是谁?”
徐老摇头:“没人见过,只知道他的话比红头文件还管用。试点企业‘边西支付’,就是现在‘速支付’的前身。”
这次走访让齐昊收获巨大。他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年在“边西支付”工作过的老员工,得知该公司初创时的实际控制人使用化名“李老师”。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这个神秘的“老师”。
然而,就在调查取得突破时,齐昊遭遇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折。
省委组织部突然下发调令:齐昊任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免去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职务。
地方志办公室比研究馆更加边缘,通常都是安排即将退休干部的岗位。四十二岁的齐昊调任此职,在省委大院引起了不小议论。
“听说齐昊在研究馆不安心本职工作,整天调查陈年旧事……”
“这么年轻的干部去地方志,肯定是得罪人了。”
面对流言蜚语,齐昊坦然赴任。地方志办公室在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楼里,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五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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