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门火车站这地界儿,我熟。庚子那年八国联军打进来,我就是从这爬火车逃到天津的。二十年了,车站还是那个车站,可味儿全变了。以前这儿人来人往,挑夫的号子声、卖报的吆喝声、小孩儿的哭闹声,混着煤烟和油条香,热闹得跟过年似的。现在呢?战台上站满了日本兵,刺刀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乘客排成三队,一队中国人,两队日本人,检查的比过筛子还细。
我买了张三等座的票,去上海。不是我想去上海,是北京待不住了。李文忠虽然死了,可他的关系网还在。日本人、伪警察、道上的,三路人马都在找我。北京人叫躲风头,上海那边叫。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跑。
三等座便宜,但人多。车厢里挤得跟罐头似的,座位是硬板椅,靠背磨得油光锃亮。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袱搁在腿上。包袱是院长给的,里头有张收据,有本书,还有一套换洗的衣服。收据我贴身揣着,比命还金贵。
火车还没开,月台上人来人往。有送行的,有做小买卖的,还有宪兵在巡逻。我缩在座位上,尽量让自己显得不起眼。穿的是老五给的旧棉袍,戴的是顶破毡帽,活像个逃荒的老农。
可心里头知道,我不是老农,我是燕子李三。怀里揣着的,是能让全北京翻个儿的宝贝——不过那宝贝已经送出去了,现在揣着的,只是一张纸。
一张比命还沉的纸。
呜——
汽笛响了,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挪。我正要松口气,车窗被人拍了两下。
我扭头一看,吓得差点蹦起来——是张来顺的老婆。
就是老张那个遗孀,五十多岁的妇人,姓王,大家都叫她王婶儿。她怎么来了?还知道我在火车上?
我推开窗户:您...您怎么来了?
她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个包袱,塞进来:三爷,老头子临死前交代,让我亲手交给您。
包袱不大,方方正正,用蓝布包着,针脚细密。我接过来,沉手。
这是什么?
钥匙。她压低声音,李总管留下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把包袱揣进怀里: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五爷安排的。她指指月台尽头,他说您今儿南下,让我来送送。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看见老五蹲在月台上,抽着旱烟袋,冲我挥挥手。他旁边站着小六,猴儿似的窜起来,也冲我挥手。
眼眶忽然就热了。
这帮兄弟,我李三儿何德何能。
火车加速了,王婶儿跟着车跑了几步:三爷,保重啊!
我点头,冲老五和小六喊:你们也保重!
声音被风撕碎了,不知道他们听见没。
我把窗户拉上,解开包袱。里头是个木盒子,古色古香,上头雕着龙凤纹。打开盒子,里头躺着一枚铜钥匙。
钥匙不大,三寸来长,上头刻着三个字:「佛香阁」。
我愣住了。
佛香阁?那不是颐和园的制高点吗?不是被日本人占了当宪兵司令部吗?这钥匙...
盒子底下还有张纸条,是老张的笔迹:
三爷:李总管说了,您要是把炉子交公,这钥匙就给您。佛香阁顶还有个夹层,里头有他一辈子的积蓄,黄金三百两。您拿着,远走高飞。别回来了。
黄金三百两。
按市价,一块大洋兑黄金三钱,三百两黄金,就是一万块大洋。
一万块大洋,够我在上海滩买座小楼,娶三房姨太太,再开两家铺子,舒舒服服过完下半辈子。
我捏着钥匙,手心里全是汗。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窗外的风景飞快地往后跑。田野、村庄、枯树、黄土,像一幅褪色的画。
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三百两黄金啊。
我这辈子偷过的东西加起来,也值不了这么多。有了这笔钱,我就不用再当贼了,不用再担惊受怕了,不用再看着兄弟们的血染红土地了。
可...可我要这笔钱干嘛?
买楼?娶姨太太?开铺子?
那我成什么人了?
我李三儿,燕子李三,这辈子盗亦有道。我偷过贪官,偷过奸商,偷过洋鬼子,可我没偷过良心。
李莲英把这钥匙给我,试试我。试我是贪财,还是贪义。
我要是拿了这笔钱,我就不配叫燕子李三,我就成了李文忠第二。
火车进了丰台站,有宪兵上车检查。我赶紧把钥匙揣进怀里,装作睡觉。宪兵从我身边走过,没瞧我一眼。
他们查的是光鲜人,不是我这种破衣烂衫的穷鬼。
等宪兵走了,我又掏出钥匙,对着车窗看。
钥匙是精铜的,沉甸甸的,上头的佛香阁三个字,是錾刻的,刀法苍劲有力。我能想象出,李莲英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是怎样颤抖着手,刻下这三个字。
他刻的不是钥匙,是他一辈子的念想。
他一个太监,被唾骂了一辈子,被人说是奴才,是走狗。可他在临死前,用这三百两黄金,给中国人保下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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