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擦着黑儿,北京城像裹在一层青灰色的雾里。
我揣着宣德炉,沿着筒子河一路往西走。脚下是石板路,踩上去咯噔咯噔响,声音在空旷的街上传得老远。河边的柳树叶子早就落光了,枯枝在晨风里地抖,像鬼拍手。
我没敢走正阳门,那儿有日本兵站岗。我绕到东华门,那儿有个小角门,是看门老头儿王瘸子的地盘。王瘸子七十多了,在故宫看了四十年门,日本人来了也没换人——他一个瘸腿老头子,杀他都嫌费子弹。
我敲了三长两短的暗号,门开了一条缝,露出王瘸子那张核桃似的老脸。
三爷?他揉揉眼,您怎么这会儿来了?
找马院长。我把一块大洋塞进他手里,急事儿。
三爷,不是我不让您进,他犯难,这会儿才四点,院长还没起呢。
起了。我说,他每天都四点起,练太极,我知道。
王瘸子瞅瞅我,又瞅瞅我怀里鼓囊囊的包袱,末了叹了口气:得,您是个有本事的。进去吧,别声张。
他侧身让我进去,又探头往外瞅了瞅,确定没人跟着,才关上门。
故宫里黑漆漆的,只有角楼上挂着几盏气死风灯,鬼火似的。我走在东筒子夹道里,两边是高墙,墙上琉璃瓦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排排怪兽的牙。风从夹道里穿过去,发出的声音,像有人在哭。
我熟门熟路,拐进西华门,顺着西一长街往南,到了南薰殿。马衡院长的办公室就在这儿,以前是宫里藏书的地方,现在改成院长室。
屋里亮着灯,昏黄的灯光透过窗纸,映出个伏案的身影。
我敲了敲门。
里头传来苍老的声音。
三爷。
沉默片刻,门开了。马院长站在门口,穿着件旧棉袄,山羊胡在晨风里微微抖动。他打量我一眼,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包袱上。
三爷,您...
马院长,我把包袱递过去,物归原主。
他接过包袱,手就开始抖。进了屋,在灯下打开,一见那炉子,眼泪地就下来了。
三爷,他声音哽咽,您这是...救了国宝啊!
别谢我。我摆手,谢一个死了二十年的太监。
他捧着炉子,像捧着个刚出生的孩子,手指轻轻摩挲炉身,嘴里念念有词:栗壳色...蟹壳纹...鱼子纹...错不了,错不了...
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个放大镜,对着炉底仔细看。那六字篆书在放大镜下,笔锋转折,力透纸背。
三爷,他抬起头,老泪纵横,您知道这炉子的来历吗?
大概知道。我说,李莲英守着它二十年,最后交给了张来顺。
张来顺?他皱眉,那是李总管的本家侄子?
我点头,可他没保住命。
我把老张的事儿简单说了一遍。马院长听着,眼泪又下来了:又一个...又一条命啊...
他站起身,在屋里踱步,山羊胡一抖一抖的:三爷,这炉子不是普通的宣德炉。它是建文炉,比宣德炉早了三朝。当年朱棣破南京,建文帝失踪,这炉子就是他从宫里带走的唯一遗物。后来传到王承恩手里,王承恩上吊前,交给了江南一个读书人。那读书人隐姓埋名,护了炉子三百年,直到同治年间,才被李总管偶然发现。
所以李莲英拼了命也要保住它?
保住的不是炉子,是口气。他看着我,是咱们中国人,不能断的那口气。
他把炉子放回桌上,深深给我鞠了一躬:三爷,我替国家,谢谢您。
我赶紧扶他:别,我受不起。
您受得起。他直起身,这炉子不是古董,是国运。您保住了它,就是保住了咱中国人的骨气。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收据,上头写着:今收到燕子李三先生捐赠宣德炉一件,货真价实,为国护宝,功德无量。底下盖着故宫博物院的朱红大印。
三爷,他把收据递给我,您收好。这不是钱,是个凭证。日后您有难处,拿它来找我。
我没推辞,把收据揣进怀里。有这东西,我燕子李三这辈子就算洗白了——至少洗白了一半。
马院长,我想起件事儿,这炉子,您打算怎么处置?
藏进库房最深处。他说,对外就说,让日本人抢走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说,可还有件事儿得求您。
您说。
小六炸了宪兵司令部,日本人现在满世界搜捕我。我压低声音,可这事儿得有人顶缸,不然他们没完。
顶缸?他一愣,怎么顶?
您就说,这炉子是我从李文忠手里抢的,李文忠是内贼,想卖给日本人。现在李文忠死了,炉子在我手里,我捐给国家了。日本人要追究,让他们找死人要炉子。
马院长琢磨了琢磨,一拍桌子:高!这叫死无对证!
他当即提笔,写了份声明,大体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写完了,盖上大印,交给我:您拿着,遇到宪兵,就给他们看这个。
我揣着声明和收据,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三爷,以后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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