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七年二月初一的朔望大朝会,气氛与往日截然不同。庞大的奉天殿内,文武百官依序肃立,然而一种无形的凝重感弥漫在空气中,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
几乎所有够品级参与大朝的官员,都已通过各自渠道,风闻了吴王朱栋即将上呈一份关于军制改革的惊人奏疏。消息灵通者,甚至已知晓部分触及根本的条款内容。
当身着亲王常服,神色沉静的朱栋手捧厚厚一叠奏疏,出班朗声奏请时,整个大殿瞬间落针可闻。唯有他清朗而沉稳的声音,回荡在梁柱之间:
“儿臣,朱栋,谨奏《大明军制改革疏》。为强兵固本,保我大明江山永固,特参酌古今,拟就军队改革全案,伏乞圣览。”
宦官小心翼翼地接过那本沉甸甸的奏疏,恭敬地呈送至御前。朱元璋端坐龙椅之上,面色平静无波,仿佛早已洞悉一切。他并未立即翻阅,而是目光如炬,扫视着下方屏息凝神的群臣。
“念。”
皇帝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也给诸位爱卿都听听。”
侍立一旁的司礼监太监连忙上前,展开奏疏,深吸一口气,开始高声诵读。从开篇引经据典的骈文,到后面条分缕析、具体而微的改革总纲、原则、细则……随着一条条、一款款前所未有的新制被清晰地念出,大殿之中的呼吸声渐渐变得粗重起来。
“皇权至上:皇帝为军队最高统帅,所有高级军官任命与战略决策最终权在皇帝。”
“军民分治:军事指挥体系与地方行政体系完全分离,禁止文官干预军事指挥。”
“枢机堂和五军都督府改制为‘大明军事委员会’……”
“兵部职能转型……不再拥有调兵权。”
“设立五大战略战区……”
“军衔品级普遍高于前朝文官……”
“新军饷标准远高于旧制……”
“设立宣慰使制度……”
“成立‘军事改革委员会’……”
“将领轮调制……”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每念出一条,都像是在滚沸的油锅中滴入一滴冷水,在群臣心中激起剧烈的反应。
文官队列中,不少人脸色已然煞白,尤其是听到“军衔品级超文官”、“兵部官员变武官”、“文官不得干军”时,更是面露惊怒交加之色。而勋贵武将队列中,反应则复杂得多,有惊愕,有沉思,有意动,也有难以掩饰的忧虑。
扩编、提高待遇、明确晋升,自然令人心动,但那“将领轮调”、“战利品审计”、“垂直后勤”等条款,又像一道道紧箍咒,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约束。
整整一个时辰,司礼监太监才将这份宏大的改革方案宣读完毕。当最后一个字落下,奉天殿内陷入了一片死寂,仿佛暴风雨前的宁静。
果然,短暂的沉寂之后,如同堤坝溃决,争论轰然爆发。
“陛下!臣以为不可!”都察院一位御史率先出班,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尖锐,“此疏看似为国强兵,实则包藏祸心!此法自古未有,改卫所制度,此乃动摇国本之举!且提高武人品级,凌驾文臣之上,岂非重武轻文,倒行逆施?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臣附议!”
另一位翰林院学士紧随其后,“吴王殿下所奏,虽引经据典,然多乃纸上谈兵。卫所兵农合一,乃陛下建国初期钦定,寓兵于农,省却无数粮饷,方有今日太平。若改为募征结合,常备精锐,国库又是一笔大开支!此必浪费国力之策!且那‘皇权至上’、‘军民分治’,看似尊崇陛下,实则将天下兵权尽收于……于少数人之手,臣恐有擅权之弊!”
文官集团的攻击点主要集中在“违背常规”、“耗费国帑”、“重武轻文”以及隐含的“中央集权过于酷烈”上。
他们习惯了以文驭武的格局,绝不能容忍武人地位超越自己,更不能接受兵部这一重要衙门被架空成纯粹的行政后勤机构。
面对文官们汹涌的抨击,朱栋面色不变,只是静静地站着,仿佛那些尖锐的指责并非指向他。
这时,武臣班列中,也有人站了出来。并非所有人都支持改革,尤其是一些与旧卫所体系利益捆绑极深,自身能力又未必能适应新体制的勋贵。
“陛下,”
一位侯爵声音沉闷地开口,“卫所制度,乃我等立身之本。骤然更改,数十万卫所官兵何去何从?若处置不当,恐生变乱。且各卫所指挥、千户,多为世袭或将门子弟,熟悉地方,骤然以‘功绩’、‘考核’论升降,恐寒了将士之心,亦不利于地方绥靖。”
他的话说出了许多旧式勋贵的担忧,改革意味着利益重新洗牌,他们固有的地位和权力可能受到挑战。
然而,也有锐意进取的年轻将领看到了机遇。
魏国公徐达沉吟片刻,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吴王殿下所奏,虽看似激进,却切中时弊。昔日北征,神策军之战力,诸位有目共睹。卫所兵虽众,然训练、装备、反应,确与专职战兵相差甚远。当今之势,北元虽灭,四夷未靖,非有强兵不能守太平。改革军制,势在必行。至于所言耗费,若能练就精兵,御敌于国门之外,省却的征战损耗和赔款,岂是区区军饷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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