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bJ的专家考察组如期抵达。
清晨六点,山雾还未散尽,村口的老槐树下已站满了人。冯世杰穿着唯一一套没沾油污的西装,领带打得略显僵硬,手里攥着一叠资料,来回踱步。冯春梅和几个女工早早把厂区打扫得一尘不染,连角落里的工具架都重新刷了漆。焊工老刘甚至连夜用砂纸打磨了车间大门两侧的锈迹,说“不能让人家一进门就看见破败”。
丁元英没出现在迎接队伍里。
他在总装线旁,正带着技术组做最后一次整车复检。芮小丹提着保温壶走来时,他正半跪在车底,手电筒的光束照着传动轴接口处的一圈焊缝。
“你真打算让专家组坐这辆刚修完的样车上路测试?”她蹲下身,递过一杯热茶。
“它最真实。”丁元英接过杯子,目光仍没离开焊点,“没包装,没掩饰,哪儿抖、哪儿响,一跑就知道。我们不需要完美印象,我们要的是信任起点。”
她轻笑:“你还真是把车当镜子照。”
“因为人心经不起骗。”他站起身,很自然拍了拍膝盖,“有些人一辈子都在演给别人看,可机器不会配合演出。它要么动,要么不动。要么稳,要么散架。这种诚实,比任何ppt都有力。”
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
两辆挂着京字牌照的越野车缓缓驶入厂区,车身干净得反光,与周围斑驳的土墙形成鲜明对比。车门打开,五位专家陆续下车,有男有女,年纪多在五十上下,穿得朴素但讲究,眼神锐利。
带队的是国家乡村振兴局产业推进处的周正方,六十出头,头发花白,曾任某大型国企总工程师,退休后返聘为政策顾问。他没急着进车间,而是先绕着厂区走了一圈,看了看配电房、污水处理池、员工食堂,最后停在宿舍楼前晾晒的工作服前,伸手摸了摸衣领上的编号标签。
“每件工服都实名制?”他问冯世杰。
“是。”冯世杰连忙答,“从入职培训到岗位考核,全部建档。我们小车生产线现在有八十三名正式工人,七十六人来自本村及周边贫困村,平均年龄三十九岁,最小的十九,最大的五十二。高级工程师两名,技术员六名”
周正方点点头,又问:“工资怎么发?有没有拖欠?”
“按月打卡,由县财政监管账户统一拨付,绝无拖欠。”芮小丹走上前,出示了近三个月的 清单,“一线装配工月薪千元起步,技术岗六千以上,五险一金齐全。我们还设立了质量奖励基金,每月评选‘零缺陷班组’。”
周正方翻看着数据,眉头渐渐舒展。
进入车间后,专家组没有直奔样车,而是随机拆解了一台待装发动机,查验零件来源标识。他们用仪器检测了焊接强度,调取了三天内的生产日志,甚至抽查了几位工人的操作资格证。
整整四个小时,没人说话,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和仪器滴鸣。
直到下午一点,周正言才终于走到“星辰号”样车前,拉开主驾门,坐了进去。
“我能试驾吗?”
丁元英点头:“当然,请上车!。路线我们已规划好:厂区出发,经村道、县道,上省道支线,全程约三十八公里,包含弯道、坡道和一段非铺装路面。”
周正方启动车辆,神情专注。副驾坐着的是专家组中最年轻的女成员——李雯,农业部派驻的技术评估员,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一路记录行驶状态。
车子缓缓驶出厂房,在众人屏息注视中拐上村道。
起初路面平坦,车内安静。但当进入一段碎石路时,车身明显颠簸了一下,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异响。李雯迅速记下时间点和现象。可接下来,在连续过坎过程中,悬挂系统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转向精准,刹车柔和。
二十分钟后,车平稳返回。
周正言下车,脸上看不出情绪。他摘下手套,沉默片刻,忽然笑了:“方向盘确实有点沉,但底盘扎实。你们用了什么悬架结构?”
“自主改进的双叉臂前悬,参考了德系SUV设计,但针对乡村路况做了强化。”丁元英答,“弹簧刚度提高15%,减震器阻尼可调,成本比进口件低40%。”
“配件呢?国产率多少?”
“目前82%,核心部件如EcU、变速箱仍在谈判采购阶段。但我们已在古城筹建电控实验室,计划三年内实现全栈自研。”
周正方深深看了他一眼:“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不是技术,是信任。消费者不怕贵,怕的是买回去修不了、没人管。你们怎么解决售后?”
“我们在全省十一个地市设了服务联络点,依托当地汽修厂培训认证技师,备件仓储采用‘中心库 卫星仓’模式。”芮小丹接过话,“首批五十辆车一旦交付,我们将派驻技术督导巡回维护,确保前六个月零重大故障。”
周正方不再追问。
当天傍晚,专家组召开闭门会议。村里没人敢打扰,只远远守候在食堂外。直到夜里九点,会议室灯灭了,周正方走出来,招手示意丁元英和芮小丹留下。
其余人散去后,他坐在桌边,语气低沉却清晰:
“我见过太多所谓的扶贫项目上面拨钱,下面造假,搞个大棚种蘑菇,拍几张照片就结题。可你们不一样。你们不是在要救济,是在建体系。”
他顿了顿,掏出一份草拟报告的复印件:“我想推荐‘星辰号’成为全国首个村级整车制造示范工程。但这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你要接受更严苛的审计,更高的标准,更快的迭代速度。你能扛住吗?”
丁元英没犹豫:“我们不怕标准高,只怕标准虚。只要规则透明,我们就敢拼。”
周正言盯着他看了许久,终于点头:“好。我会推动立项。但记住,这不是终点,是起跑线。”
两天后,专家组离村。
临行前,李雯悄悄递给冯春梅一张名片:“如果你以后想学车辆工程,可以联系我。我认识几所职校的校长。”
春梅红着脸接过,紧紧攥在手心。
风开始变了。
一个月内,消息陆续传来:项目通过初审,纳入国家级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储备库;省交通厅批准首批三十辆采购订单;一家民营资本表示愿意注资两千万元,换取15%股权。
然而,资金还没到账,内部矛盾却悄然浮现。丁元英怎会看得上二千万,他是不愁钱的主。他的私募基金,他的房地产,他的兄弟正天集团董事长韩楚风。
那天夜里,冯世杰找到丁元英,脸色凝重。
“刘冰想辞职。”
“为什么?”
“他说……怕担责。质检组最近查出三批刹车片不合格,追到他头上,虽然最后证明是供应商问题,但他觉得‘风头太紧’,不如回古城开个音响磁带小店安稳过日子。”
丁元英沉默良久,望着窗外星空。
第二天晨会,他当众宣布:“从今天起,所有管理岗位实行责任公示制。每个人的职责范围、考核指标、问责条款,全部上墙公示,接受全员监督。”
有人窃窃私语,也有人挺直了背。
三天后,刘冰递交了留任申请书,并主动提出带队赴 supplier 现场验货。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某个深夜,丁元英独自坐在车间,听着空荡厂房里的滴水声。芮小丹披着外套走来,轻轻坐在他身边。
“你在想什么?”她问。
“我在想,一辆车从图纸到上路,要经历多少双手、多少次选择。”他低声说,“一个焊工决定多焊一秒,一个质检员坚持重检一次,一个会计拒绝做假账——这些微小的坚持,才是改变命运的支点。”
她靠在他肩上,轻声道:“所以别怕慢。只要方向对,每一步都是前进。”
远处,一台新到的冲压机正在调试,金属撞击声清脆有力,像心跳,像钟摆,像这片土地在黑暗中苏醒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