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当我们纵队的后勤部长为了是调拨三个基数还是五个基数的炮弹,与我这个纵队参谋长在电话里争得面红耳赤时;当我巡视着后勤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边区造”、“缴获品”,乃至我们自己兵工厂生产的、性能优良的“水连珠”改进型步枪时,我的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飘回第一中队刚刚成立的那个清晨,想起傅水恒在弥漫着泥土和硝烟气息的窑洞前,对我说的那句透着狠劲,又带着无限希望与疯狂的话:
“参谋长,往后的日子,是喝酒吃肉,还是吃糠咽菜?全凭咱们自己这双手来决定。这太行山里,别的没有,就是敌人多!有敌人,就有咱们吃的、用的!多杀几个敌人,多缴获几批物资,家底不就厚实了?多简单的事情?”
简单?在那个时候,这话听着简直如同痴人说梦,带着一种不谙世事的疯狂。我们有什么?几十号面黄肌瘦的队员,一堆烧火棍都嫌费劲的破烂武器,人均不到五发的子弹,以及一个刚刚到手、还烫着组织信任温度的“八路军第129师独立游击支队第一中队”的番号。可傅水恒,我们的中队长,就是有这样一种神奇的本事,能将旁人眼中的疯话、妄语,一步步变成铁一般的事实,用敌人血肉和缴获的钢铁,浇筑成我们坚实的根基。
上级的任命文书,那墨迹仿佛还未完全干透,那十支老掉牙、枪膛线都快磨平的中正式步枪,以及那两百发黄澄澄、需要掰着手指头计算着使用的子弹,它们像是一个光荣的象征,确认了我们身份的转变。但与此同时,它们更像是一个无形的紧箍咒,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八路军的牌子是给了,代表着信任与责任,但真正的家底——枪支、弹药、粮食、被服……一切维系生存和战斗的物资,都得靠我们自己去敌人手里夺,从这险恶的环境中挣!编制?游击队就游击队吧,上头只给了我们一个“第一中队”的番号和理论上五十人的默认编制上限,可文件里白纸黑字,也没明确规定这“中队”实际能有多少人,能有多大“碗口”!太行山这么大,鬼子和伪军像蝗虫一样多,我们这群被逼到绝境、如今又有了“特殊路子”的汉子,还能被活活饿死、困死不成?
队伍刚刚拉起来,人心是滚烫的,对未来的憧憬是炽热的,但肚子时常是空瘪的,手里的家伙更是五花八门,堪称近代中国兵器谱的缩影:老掉牙的汉阳造、老套筒,打一发就得清理枪膛的黑火药乌铳,甚至还有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依旧扛着磨得雪亮的红缨枪。弹药?平均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竟然不到五发!这意味着哪怕是一次小规模的伏击战,开枪时都得掰着手指头数着用,追求极致的“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李指导员留下的两位老八路,王栓柱和刘大脚,是经历过长征洗礼的老兵,他们看着我们这寒酸到极致的家当,眉头拧成了解不开的疙瘩,眼神里充满了忧虑。他们是好意,是真正关心这支新生的队伍。他们骨子里秉承着八路军最宝贵的老传统——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一颗子弹要追求最大战果,任何冒险和浪费都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可这种在极端困难环境下形成的、穷惯了的谨慎,与傅水恒心中那依托“炎黄”系统、即将喷薄而出的、追求高效积累的“暴富”计划,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第一次微妙的碰撞与火花。
中队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骨干会议,就在那间最大的、墙壁上还渗着湿气、散发着霉味的窑洞里召开。与会的人员不多,却代表了这支队伍的骨架:中队长傅水恒,我这个临时指定的参谋长,原晋绥军班长、打起仗来不要命、现在被任命为一排长的赵铁锤,猎户出身、眼神比鹰隼还锐利、负责侦察的孙石头,以及代表着上级指导和传统经验的王栓柱、刘大脚两位老同志。一盏昏暗的油灯如豆般跳跃着,昏黄的光晕在每个人凝重而专注的脸上晃动,将影子拉得忽长忽短,仿佛预示着前路的莫测。
傅水恒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开门见山,他捡起一根干燥的树枝,在铺着浮土的地面上划拉着简易的地形图。“同志们,名分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八路军了。下一步,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活下去,并且要尽快地壮大起来!当前,制约我们发展的首要瓶颈,就是装备,是弹药!没有枪,没有子弹,一切都是空谈!”
王栓柱习惯性地接口,语气带着老成持重的恳切:“傅队长,团里的困难,咱们大家都理解。能拨下来这十支枪,两百发子弹,已经是雪中送炭,天大的支持了。咱们现在,确实得精打细算,就像老话说的,找软柿子捏。盯着鬼子的零星巡逻队、小股伪军,零敲碎打,积少成多,慢慢攒家底……这过程是慢点,但稳妥啊。”
傅水恒认真地点了点头,随即又缓缓摇了摇头,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王班长说得对,也不全对。零敲碎打,小规模缴获,这是我们日常必须要做的,能锻炼队伍,也能补充消耗。但是,”他话锋一转,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每次缴获几支枪、几十发子弹!那样太慢,等我们攒够装备,鬼子可能都把根据地犁好几遍了!我们要干,就得寻找机会,干一票大的!一次行动,就要能解决我们至少一两个月的补给问题!不仅要获得物资,还要打出我们第一中队的威风,让周边的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力量,吸引更多真心抗日的乡亲来参加我们!”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