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当我置身于窗明几净的现代化作战指挥室,面对着电子沙盘上瞬息万变的模拟战场,仍会清晰地忆起那个弥漫在太行山褶皱里的、雾霭沉沉的山西清晨。空气中,除了湿重的露水与泥土气息,似乎还顽固地残留着一丝昨夜尚未散尽的血腥味。我们这支由溃兵与逃难百姓仓促拼凑起来的队伍,几十号人,衣衫褴褛,武器五花八门,像一群无根的飘萍,此刻正面临着一个比应对日军扫荡更为关键,也更让人心绪不宁的关口——我们即将见到“娘家”的人了。
傅水恒,我们这支乌合之众的核心,未来的纵队司令,那时正背靠着一截在炮火中残存下来的土墙,双目微阖,仿佛在闭目养神。只有我,这个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才隐约知道,他并非在休息。他那看似随意搭在膝盖上的手指,正以极轻微的幅度、带着某种独特韵律敲击着——那是他陷入深度思考,或者,是在与那个唯他能够触及、名为“炎黄”的神秘存在进行无声交流时的习惯性动作。我们这支队伍的命运,乃至这片饱经蹂躏的土地未来命运的微小转折点,或许就在那常人无法感知的、与高维存在的交流中,悄然孕育。
我们是三天前与主力部队失联的散兵游勇,夹杂着家园被毁、四处逃亡的百姓。是傅水恒,凭借着他那种在乱世中显得尤为不合时宜的冷静,几近未卜先知的战场嗅觉,以及偶尔像变戏法一样拿出的几罐标着异国文字的肉罐头、几条崭新的“三八大盖”,硬生生将我们这群惶惶不可终日的散兵游勇凝聚在了一起,在这尸山血海中,勉强找到了一线生机。但我们都清楚,没有根基,没有正式的名分,我们就像水面的浮萍,任何一阵稍大的风浪,都可能将我们彻底打散,湮灭于历史的洪流。
“来了!五个人,灰布军装,绑腿打得利索,领头的是个干部模样!”哨兵压低嗓音、带着紧张与兴奋的呼喊,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瞬间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所有人的心立刻揪紧了。那身熟悉的八路军灰布军装,我们自然认得,那是希望与力量的象征。但反过来,对方会如何看待我们?是将我们视为自发抗日的爱国义士,还是……一群来历不明、需要警惕甚至剿灭的武装土匪?不安的情绪在人群中无声地蔓延。
傅水恒就在这时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丝毫慌乱,只有一种沉静如深潭般的了然,仿佛早已预见了此刻的一切。他缓缓站起身,动作沉稳地拍打掉身上沾染的尘土,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都把家伙收一收,别吓着同志们。老赵,你带两个人,警戒侧翼,以防万一。其他人,跟我来。”
他用了“同志们”这个称呼。这个简单的词语,像一股暖流,瞬间抚平了大家心中大半的忐忑与焦躁。我们整理了一下身上乱七八糟的装束,怀着一种混合着期待、敬畏与些许自卑的复杂心情,跟在他身后,迎向了决定我们命运的到来者。
来的是一位姓李的指导员,隶属于八路军129师某团下属的侦察排。他年纪约莫三十上下,面容清癯,皮肤因长期风餐露宿而显得粗糙,但一双眼睛却锐利如鹰,扫视之间,仿佛能穿透人心。他身后跟着四名战士,虽然同样面带疲色,但个个眼神坚定,身形精干,一举一动都透着久经沙场的老练与纪律性。双方在一条因干旱而皲裂的河沟边相遇,隔着十几步的距离,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审视与较量。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李指导员开口问道,声音带着军人特有的干脆,同时也蕴含着不易察觉的警惕。他的目光如同探照灯,在我们这群穿着混杂了日军军大衣、晋绥军破旧制服以及老百姓粗布棉袄的队伍中扫过,最终,牢牢锁定在气质明显与众不同的傅水恒身上。
傅水恒上前一步,身体微微挺直,做了一个略显生疏但架构足够标准的军礼——后来他私下告诉我,那是他刚刚耗费少量“积分”,从“炎黄”系统里临时兑换的“基础军事礼仪精通(体验版)”。“报告李指导员!我们是自发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成员大多是太原会战后期被打散的兄弟和附近逃难出来的乡亲。我是临时负责人,傅水恒。”
他精准无误地叫出了对方的职务,这一下,让李指导员眼中瞬间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讶,警惕之色更浓:“你怎么知道我姓李?”
“三天前,我们在野狼岭侧击了一小队鬼子的侦察兵,侥幸缴获了一些文件。”傅水恒从容应答,语气平和,听不出任何破绽,“其中一份情报碎片里,提到了贵部侦察排的李指导员正在附近区域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见识到他运用“系统”提供的情报信息,真真假假,虚实结合,关键之处无从考证,却又在逻辑上严丝合缝,极具说服力。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不仅解释了信息来源,更隐晦地展示了我们并非毫无作为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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