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的深圳,黏腻的风裹着荔枝园的甜香,从晨光书店的百叶窗缝里钻进来,落在林晚星攥得发潮的手机壳上。她指尖反复蹭着屏幕边缘——那里因为无数次刷新“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页面,已经磨出了一道浅白的印子,可页面中央“暂无录取信息”的灰色字体,始终像块石头,压得她心口发闷。书店里的老吊扇转得慢悠悠,扇叶扫过空气的“嗡嗡”声,混着偶尔进来的顾客翻动书页的“沙沙”声,没让人觉得清净,反倒把那股没着没落的焦虑,衬得更明显了。
高考结束已经满一个月了。
估分那天算的490分,起初还让她松过口气——去年深圳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线是486分,多出的4分,足够她在心里垫上块“稳了”的小石头。可这一个月里,网上的“录取线预测”像涨潮的水,把那点底气一点点漫没:论坛里有人说“今年师范热,汉语言专业分数线至少涨5分”;贴吧里晒估分的考生扎堆,495分的都在担心“能不能擦线进”;连张磊帮她查的“往年录取位次”,都显示今年报考人数比去年多了近两千人。每看一条消息,林晚星心里的石头就沉一分,到后来,连晚上做梦都在算分,梦见自己文综主观题漏了要点,英语作文扣了5分,最后总分刚好差1分,惊醒时枕头上全是汗。
“晚星,帮我拿本《朝花夕拾》,要带插画的版本,给我家小孙女看。”门口传来熟客赵姨的声音,她是隔壁小区的退休护士,每天下午都会来书店坐会儿,说“看会儿散文能心静”。
林晚星赶紧回神,从儿童书架第三层抽出那本粉蓝色封面的《朝花夕拾》——她记得赵姨的小孙女喜欢卡通插画,特意把这本放在显眼处。递书时,她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书脊上的插画被指尖的汗蹭得有点模糊,赶紧用袖口擦了擦。“赵姨,今天小孙女没跟您来呀?外面太阳大,您多坐会儿,我给您倒杯菊花茶。”她勉强挤出个笑,声音却发飘,连自己都听得出那股藏不住的慌。
赵姨接过书,坐在靠窗的老位置上,目光扫过柜台——手机旁边摊着张皱巴巴的估分草稿纸,红笔标着选择题对题数,蓝笔写着主观题估分区间,连作文都分了“内容”“结构”“语言”三项来算,草稿纸的边角被反复折叠,磨出了毛边,甚至能看到被眼泪打湿的浅痕。“还在盼通知书呢?”赵姨喝了口自己带的搪瓷缸凉茶,里面泡着胖大海,“我家儿子五年前考大学,等通知书那阵儿,跟你一模一样,手机揣在兜里,隔十分钟就掏出来刷一遍,最后把手机都刷得发烫。”
林晚星的脸有点发烫,把草稿纸往柜台里折了折,可指尖还是忍不住往手机屏幕上碰。“赵姨,您说……要是分数线真涨了咋办啊?”这句话在她心里憋了快两周,终于忍不住问出来,声音轻得像蚊子叫,“我跟张磊对着答案核了三遍,明明是490分,可现在越想越怕——会不会有哪道题我记错答案了?或者主观题老师给分比我想的严?”
赵姨放下书,从布包里掏出个刚煮好的茶叶蛋,剥了壳递给她:“姑娘,你这心啊,就是太急了。我天天来书店,哪回没看见你在柜台后刷题?有时候晚上九点多路过,书店的灯还亮着,你还在背《教育学》笔记。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这道理错不了。就算真差几分,你这么肯学,再拼一年,照样能考上想去的学校。”
话是这么说,可林晚星心里的石头还是落不下去。她想起高考前在哈尔滨的日子,陈小梅跟她挤在阳台的小桌子上,对着文综知识点互相提问,陈小梅说“以后我在哈尔滨教初中,你在深圳教高中,咱们每年暑假都要一起去中央大街吃马迭尔冰棍”;想起陈姐每天早上给她留的热粥,粥里卧着个流心的荷包蛋,说“读书费脑子,得补补”;想起张磊帮她整理的数学错题本,每道题旁边都写着“这道题要注意定义域”“下次别算错小数点”,字迹比他自己的笔记还认真,甚至在难理解的步骤旁画了小笑脸,写着“加油,你能懂”……这些画面像放电影似的在脑海里转,她越想越怕,怕自己辜负了这些人的期待,怕那个藏了两年的“教师梦”,就这么碎在等通知书的日子里。
“叮铃——”门口的风铃响了,张磊推着电动车走进来,车筐里放着个绿色的邮包,还有一袋刚买的黄皮果。“晚星,我刚去邮局问了,快递员说深圳师范的录取通知书还在按区域分拣,咱们这片得等到七月底才能寄到。”他把黄皮果放在柜台上,剥了一颗塞进她嘴里,“甜吧?刚从水果摊挑的,新鲜得很。别总盯着手机了,眼睛都快盯花了,吃点水果歇会儿。”
黄皮果的酸甜在嘴里散开,可林晚星却没尝出多少滋味——早上她又刷到条“深圳师范内部录取消息”的帖子,下面有个自称“招生办工作人员”的评论,说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线可能涨到493分,比她的估分还高3分。“张磊,你说……我会不会估分不准啊?”她掏出手机,把帖子递过去,手指在“493分”上反复摩挲,“考英语的时候,我作文里有个句子用了现在完成时,是不是应该用一般过去时?还有文综那道‘科技创新’的题,我是不是漏了‘人才培养’的要点?”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