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登基承大统,初赖江陵治世功。
亲政曾有中兴志,晚岁深居万事空。
矿税殃民天下怨,党争祸国庙堂凶。
四十八年龙驭去,空留明史叹昏庸。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紫禁城的空气里还飘着初夏的燥热,可乾清宫内却一片死寂。刚满三十六岁的隆庆帝朱载坖,在龙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留下一个烂摊子:国库空虚,边防松弛,朝堂上大臣们还在为了权力吵得不可开交。
而继承这一切的,是个只有十岁的孩子——朱翊钧,也就是后来的万历帝。
当太监把朱翊钧抱上龙椅时,这孩子还没搞懂“皇帝”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爹没了,以后要天天坐在这个硬邦邦的椅子上,听一群老头说些听不懂的话。《明史·神宗本纪》里写他“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六年五月,即位,年十岁”,短短一句话,藏着一个孩子被迫长大的无奈。
十岁的皇帝,连奏折都读不顺,更别说处理朝政了。朝堂的权力,自然而然落到了两个人手里:一个是万历的生母李贵妃(后来的李太后),一个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还有个帮他们穿针引线的太监——冯宝。
李贵妃不是个普通的后宫妇人,她精明得很。知道儿子年纪小,必须找个靠谱的大臣帮忙,而张居正就是最好的人选。她对万历管得极严,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把万历叫起来,亲自监督他读书,要是万历背书出错,或者上课走神,轻则罚站,重则让张居正过来“训话”。有一次万历调皮,偷偷在宫里玩“打仗”的游戏,李贵妃直接把他关在小黑屋里,让他反省:“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期望你的?再这样下去,怎么当大明的皇帝?”
张居正更像是万历的“全职老师”兼“管家”。他给万历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读《论语》《孟子》,再练书法,下午还要听大臣讲朝政,晚上还得写“心得体会”。张居正讲课特别认真,遇到万历不懂的地方,会用讲故事的方式解释——比如讲“仁政”,就说“陛下要是减免赋税,老百姓能吃饱饭,就会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陛下”。可要是万历不用心,张居正也会翻脸:有次万历书法写得潦草,张居正直接把他的作业扔了,说“陛下的字,是要让天下人看的,怎么能这么敷衍?重新写,写不好不准吃饭”,好家伙,放到现在找个课外补习班百八十万都没人对您这么负责!
冯宝则是宫里的“润滑剂”。他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负责帮万历“批红”(在大臣的奏折上盖章),可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从不越权。李贵妃想了解朝堂动态,他就把大臣的奏折整理好,用通俗的话讲给李贵妃听;张居正想给万历提建议,又怕直接说惹万历不高兴,就通过冯宝转达。有次万历因为背书慢,被张居正训哭了,冯宝就偷偷给万历塞块糖,说“张先生是为了陛下好,陛下以后认真点,张先生就不会骂你了”。
这三个人,构成了万历初年的“权力铁三角”。李贵妃掌“家法”,张居正掌“朝政”,冯宝掌“内务”,把大明打理得井井有条。可对于十岁的万历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被安排的人生”——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按照别人的剧本走,哪怕他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委屈。
有一次,万历跟身边的小太监抱怨:“天天读书、听奏折,比在东宫的时候还累。”小太监劝他:“陛下再忍忍,等长大了就能自己做主了。”万历攥着小拳头说:“等我亲政了,一定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当时还不知道,“亲政”这两个字,要等上整整十年,而他渴望的“自由”,最终会把大明拖进深渊。
万历刚登基的时候,朝堂上并不太平。高拱,前任内阁首辅,特别不服张居正。高拱觉得自己资格老,本事大,不应该让张居正抢了“辅政大臣”的位置,经常在朝堂上跟张居正对着干。
高拱这个人,脾气火爆,说话还不留情面。有次朝堂议事,张居正提议“整顿吏治”,高拱当场就反驳:“你才当几天首辅?就敢随便改祖宗的规矩?要是出了乱子,你担得起责任吗?”还有一次,高拱在背后跟人说:“一个十岁的孩子,懂什么朝政?还不是靠李贵妃和张居正摆弄?”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李贵妃耳朵里。
李贵妃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她知道,高拱这是在质疑万历的皇位合法性,要是不收拾他,以后肯定会有更多人效仿,万历的江山就不稳了。可高拱是老臣,手里还有不少支持者,不能硬来。李贵妃就找张居正和冯宝商量,想了个“借刀杀人”的办法。
冯宝先出手了。他知道高拱在宫里安插了不少眼线,就故意放出风声,说“高拱想废掉万历,立其他宗室子弟当皇帝”。这话一传开,宫里的太监、宫女都慌了,纷纷跑到李贵妃面前告状。李贵妃趁机把万历抱在怀里,在朝堂上哭着说:“先帝刚走,高拱就想害我们母子,这是要逼死我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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