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八月总裹着层黏腻的热,像浸了水的棉絮。单位宿舍的油漆味钻得人骨头缝都疼,我捏着手机在携程上划了半天,终于找到家自建房改的民宿,五十块一晚,地址在老城区的巷子里,离单位隔着三条街。
值完班已经八点半,天刚擦黑,巷子里的路灯忽明忽暗,把老房子的影子拉得歪歪扭扭,像趴在墙上的鬼。民宿的门脸很小,挂着块掉漆的木牌,写着“家常民宿”,字是红漆刷的,边缘糊成一团,像没干的血。
推开门,一股霉味混着香烛的甜腻气涌过来。前台坐着个大婶,穿件蓝布褂子,头发在脑后挽成个髻,插着根银簪子。她抬眼看我,眼珠有点浑浊,像蒙了层雾。“住店?”
“嗯,订了四楼的房。”我把身份证递过去,指尖碰到她的手,凉得像块冰。
她慢悠悠地登记,钢笔在纸上划得“沙沙”响,声音在空荡的厅里荡来荡去。“四楼不怕噶?”她突然抬头,眼睛盯着我,嘴角没动,像句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话。
云南方言里“不怕”常带点“没关系”的意思,我以为她是确认我不介意住四楼,摆摆手:“不怕。”
她没说话,继续低头写字。隔了几秒,笔尖停在纸上,墨点晕开个小圈。“四楼不怕噶?”她又问了一遍,这次声音压得低,像怕被谁听见。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问话不像确认,倒像提醒。巷子里的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得香烛的烟打了个旋,我看见神龛上摆着个瓷像,看不清是哪路神仙,香炉里的灰堆得老高,插着三炷香,烟笔直地往上飘,没风都不动。“二楼三楼没房了吗?”
“标间,订完了。”她头也不抬,钢笔在纸上戳出个洞,“就四楼有单间。”
我捏着衣角,指尖冒汗。本人性子偏内向,不爱跟人起争执,张了张嘴,没说出换地方的话。“那……四楼就四楼吧。”
她终于笑了笑,嘴角咧开个奇怪的弧度,露出颗金牙。“403,”她把钥匙递给我,铁钥匙串上挂着个红绳结,“我带你上去。”
楼梯在厅后面,窄得只能过一个人。没有声控灯,大婶也没开灯,我只好打开手机手电筒,光柱在墙上晃,照出层斑驳的墙皮,像块块剥落的皮屑。楼梯是水泥的,踩上去“咚咚”响,回声在楼道里撞来撞去,像有人跟在后面。
“慢点走,楼梯滑。”大婶在前面带路,蓝布褂子的下摆扫过台阶,没声。她的脚像没沾地,轻飘飘的。
到了四楼,手机光照见墙上的房号,401、402、403……门都是旧木门,漆掉得露出里面的木头,像老人皲裂的皮肤。403的门虚掩着,大婶推开门,一股更浓的霉味涌出来,混着点说不出的腥气。“到了。”
我往里瞅,房间很小,摆着张单人床,一个掉漆的电视柜,窗户关着,糊着层厚纸,看不清外面。“钥匙给你。”大婶把钥匙塞到我手里,红绳结蹭过我的手心,凉丝丝的,“晚上睡觉记得把门反锁。”
她转身要走,我突然想起什么:“大婶,楼道里怎么没灯啊?”
她停在楼梯口,背对着我,头发髻歪了歪。“灯?”她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四楼的灯,早就坏了。”说完,脚步“咚咚”往下走,没一会儿就没了声,好像凭空消失了。
我推开门进去,反手锁了门。手机光扫过房间,电视柜上摆着台老式彩电,屏幕边缘磕掉了块漆。奇怪的是,电视旁边立着面大镜子,跟电视并排对着床——也就是说,躺在床上,既能看见电视,又能照见自己,像有个人躺在对面盯着你。
我心里发毛,从浴室扯了条浴巾,把镜子遮得严严实实。刚放下手机,就发现充电线插不进去——插座没电。
这倒好,有理由换房了。我抓起钥匙下楼,厅里没人,神龛上的香烧得只剩个根,烟还在笔直地飘。“大婶?”
里屋传来响动,大婶端着个搪瓷碗出来,碗里是黑乎乎的东西,像熬糊的药。“咋了?”
“插座没电。”我尽量让语气平静,“能不能……换个房?”
她把碗往桌上一放,碗底在玻璃面上擦出刺耳的响。“不是没电,”她皱着眉,像看个不懂事的小孩,“要开开关。”
她跟着我上楼,脚步还是轻飘飘的。进了房间,她走到电视柜旁边,弯腰掀开一块松动的地板,露出个黑色的小开关,往上一扳,插座“咔”地响了一声,电视突然自己亮了。
屏幕上跳出个卡通片,画质模糊得像打了马赛克,一个歪脑袋的小人在里面跳来跳去,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咿咿呀呀的,像小孩哭。“电视就这样,通电就开。”大婶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没开关,要关就扳这个。”
我盯着电视里的歪脑袋小人,后颈的汗顺着脊椎往下滑。“知道了。”
她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又回头看我,眼珠在昏暗中亮了亮。“不怕噶?”
这次我没应声,只是点了点头。她“吱呀”一声带上门,楼道里又没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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