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技术科的铁皮柜上,一盏绿皮台灯的光晃得人眼睛发涩。林砚指尖捏着张皱巴巴的滤纸,上面是从豫南红衣女尸案现场提取的模糊指纹——这是第三起案子里,凶手留在受害者领口纽扣上的痕迹,之前用肉眼看只觉得是片杂乱的纹路,此刻在简易指纹比对仪的玻璃片下,终于显露出三道清晰的斗形纹。
“再往左挪两毫米……对,就是这!”苏晓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激动,她手里的放大镜几乎贴在玻璃上,另一只手握着铅笔,在比对卡上飞快勾勒。桌角堆着七八个档案袋,里面是豫、皖、苏三省四起红衣女尸案的现场照片,每张照片里,受害者都穿着崭新的红色外套,双手交叠放在胸口,姿势像被精心摆放过的玩偶——这是凶手标志性的“仪式感”,也是林砚判断他有偏执型人格的关键依据。
林砚直起身揉了揉腰,目光落在墙上的全国公路地图上。地图上用红笔圈出四个案发地:豫南的驻马店、皖北的阜阳、苏北的徐州,还有上周刚发案的连云港,恰好沿着国道310线分布。“长途货车司机”这个侧写结论,随着线索增多越来越清晰,可前三起案子都因为没有关键物证,连嫌疑人的影子都没摸到。
“嘀嗒——”桌上的马蹄表刚跳过十二点,苏晓突然按住林砚的胳膊:“你看!第三起的指纹,和省厅库里的‘张四海’完全对上了!”
林砚猛地凑过去。比对仪的屏幕上,左边是现场指纹的放大图,右边是省厅1983年“严打”时录入的档案指纹,五道核心纹路严丝合缝,连拇指第二关节处那道因常年握方向盘磨出的浅痕都一模一样。
“张四海,38岁,祖籍山东菏泽,常年跑豫皖苏到西北的货运线,1983年因盗窃货车物资被判过半年刑。”苏晓翻出档案袋里的泛黄纸页,声音越念越急,“他的户籍地址在菏泽农村,但两年前就没人见过他回去,货运站登记的联系方式是个空号——林砚,他可能早跑了。”
林砚抓起电话,手指在拨号盘上飞快转动。电话接通的瞬间,他直接对着听筒说:“李队,是我。红衣案凶手身份确定了,张四海,长途货车司机,现在可能往西北逃了。我需要调他近半年的货运记录,还有沿线所有加油站的登记信息!”
电话那头的李建国顿了两秒,声音里带着刚被吵醒的沙哑,却立刻变得清醒:“我马上让队里查!你在省厅等着,我带两个人过去,这案子咱们得一起结!”
挂了电话,林砚才发现手心全是汗。他走到窗边,看着省厅院子里的老槐树——三个月前刚借调过来时,这棵树的叶子还绿油油的,现在已经落得只剩光秃秃的枝桠。四起案子,四个家庭,受害者最小的才22岁,是徐州一家纺织厂的女工,死前刚买了件红外套,准备过年带回家给妹妹穿。
“给。”苏晓递过来一杯热水,还有一管凡士林,“西北那边冷,你手上的冻疮别又裂开了。我刚跟省厅医院问了,他们说戈壁滩晚上能到零下十几度,你得带件厚棉袄。”
林砚接过凡士林,指尖碰到她的手背,才发现她的手也冻得发红——这三个月,苏晓跟着他跑遍了三省的案发地,光是解剖报告就写了厚厚一摞,连省厅的老法医都说:“苏丫头跟林砚搭档,真是把‘细致’俩字做到家了。”
“你不用跟去。”林砚把凡士林塞进兜里,“后续的现场勘查还需要你盯着,而且西北那边条件差,你……”
“我是法医,也是这个案子的成员。”苏晓打断他,眼神很亮,“张四海作案有仪式感,现场肯定还有我们没发现的细节,我必须去。再说,你们几个大男人,难道还能比我会处理伤口?”
林砚看着她坚持的样子,没再反驳。他知道,苏晓从不是只会在实验室里做解剖的法医——上次在南州码头,她为了保护证据,敢跟虎哥的人正面争执;这次跨省追凶,她比谁都想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
第二天清晨,李建国带着两个老刑警赶到省厅。几人凑在地图前,把刚查到的信息一一标注:张四海最后一次在货运站登记,是一周前从连云港拉了一车布匹,目的地是甘肃酒泉;沿线有三个加油站记录了他的车牌号,最近一次是三天前在宁夏中卫的“黄河加油站”,加油员说他当时神色慌张,还买了两箱矿泉水和一捆绳子。
“酒泉旁边就是边境口岸,他想逃出国。”林砚用红笔在酒泉画了个圈,“从这里到口岸,只有两条路,一条走国道,一条穿戈壁滩的便道。国道有检查站,他大概率会走便道,但便道缺水,他肯定会找沿途的废弃加油站或水井补水。”
“那咱们现在就走!”李建国抓起外套,从包里掏出个铁皮饭盒,“我让家属院的王婶煮了鸡蛋,路上吃。咱们先坐火车到兰州,再转汽车去酒泉,争取三天内追上他。”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跑了二十多个小时。林砚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绿油油的麦田变成光秃秃的黄土坡,最后变成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滩。李建国坐在对面,正用砂纸磨着一把旧手电筒——这是他从南州带来的,说“戈壁滩晚上黑,老物件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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