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的煤炉快灭了,残火在炉膛里泛着微弱的红光,把墙上“严打犯罪”的标语照得忽明忽暗。李建国捏着半根没抽完的“红塔山”,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桌角摊着的警员去向登记本上,“吴志强”三个字被他用铅笔圈了又圈,纸页都起了毛边。
“你说老吴是内鬼?林砚,你再敢说一遍!”李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火气。他把登记本往桌上一拍,封皮上的铁夹“啪嗒”一声弹开,露出里面老吴去年抓小偷时写下的“今日蹲守成功”的字迹——那是老吴跟着他十年,最拿得出手的一次功绩。
林砚站在桌对面,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是他之前在码头记下的“虎哥逃脱时间线”。他知道这话戳了李建国的痛处,却还是硬着头皮开口:“李队,不是我要怀疑老吴,是线索都往他身上靠。虎哥那次从码头跑,咱们行动时间只有队里五个人知道,除了你、我、苏法医,就是老吴和小赵——小赵当天在医院陪发烧的妈,只有老吴说去城郊找证人,可那证人我昨天去问了,说根本没见过他。”
“他可能是路上耽搁了!”李建国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老吴是什么人?当年我跟他一起抓抢劫犯,他替我挡过刀,胳膊上那道疤现在还在!他能帮虎哥通风报信?你这是瞎猜!”
林砚没退,把烟盒纸推到李建国面前:“我没瞎猜。你看,虎哥逃脱那天,老吴登记的‘走访路线’是城郊东河村,可东河村到码头开车要四十分钟,他却说‘去了一趟就回来’。更巧的是,他回来时,裤脚沾了码头特有的河泥——您别忘了,东河村那边是旱地,根本没这种带水草的泥。”
这话让李建国的火气顿了顿。他低头看着烟盒纸上的字迹,又抬头瞅了瞅林砚紧绷的脸,最终还是坐回椅子上,重新点燃那根快灭的烟。烟雾在他眼前散开,遮住了他眼底的复杂——老吴是他带出来的徒弟,说是师徒,其实跟亲兄弟没两样,可林砚的话,又句句都戳在实处。
办公室里静了下来,只有煤炉偶尔发出“噼啪”的声响。林砚见李建国松了口,放缓了语气:“李队,我知道您不信,但咱们得查。现在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查老吴家的电话记录——虎哥跑之前,肯定有人给他报信,而老吴家是队里少数装了固定电话的。”
李建国吸了口烟,把烟蒂摁在满是烟灰的搪瓷缸里,沉默了半晌才开口:“行,查。但这事得悄悄来,别声张,万一……万一不是他,老吴在队里就没法待了。”
第二天一早,林砚揣着市局开的介绍信,骑着自行车往邮电局赶。1985年的邮电局还在老城区的钟楼底下,进门要先在传达室登记,查私人电话记录得找“话务组”的王组长——据说这人认死理,没介绍信连局长的电话都不给查。
林砚在传达室填完表,刚走到二楼话务组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咔哒咔哒”的拨号声。王组长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妈,戴着副黑框眼镜,正低头翻着厚厚的电话记录本,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个电话的拨打时间、号码和时长,像是本厚重的字典。
“同志,我是刑侦队的,想查下吴志强家的电话记录,这是介绍信。”林砚把介绍信递过去,看着王组长戴上眼镜,一字一句地读。
“吴志强……哦,就是那个常来接他闺女电话的警察吧?”王组长抬头看了他一眼,从抽屉里翻出另一本蓝色封皮的本子,“他家电话是,我给你找最近半个月的记录。”
林砚凑过去,看着王组长的手指在纸页上滑动。时间从虎哥逃脱那天往前数,一页页全是“无外线呼出”的记录,直到翻到1月12号——也就是虎哥跑的前一天,一行记录突然跳了出来:“1月12日21:05,拨打,时长1分20秒。”
“这个号码,您知道是谁家的吗?”林砚的心猛地一沉,赶紧追问。
王组长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个小本子翻了翻:“这个号是城南的,好像是个小卖部的电话——对,叫‘红霞小卖部’,老板是个女的,听说跟码头那边走得近。”
林砚的后背瞬间冒了汗——“红霞小卖部”他有印象,之前在码头潜伏时,听搬运工说过,那是虎哥情妇开的店,平时就是团伙的“消息站”。他赶紧把这个号码抄在笔记本上,又让王组长把记录复印了一份,揣着复印件就往警局赶。
刚骑到警局门口,就看见苏晓站在自行车旁等他。她穿着件藏蓝色的法医服,手里拎着个白瓷饭盒,见林砚过来,赶紧迎上去:“林砚,我有个事要跟你说——昨天给老吴做笔录,我发现他手腕上戴了个东西。”
“什么东西?”林砚停下车,心里咯噔一下。
苏晓把饭盒放在车筐里,拉起自己的袖口,比划着说:“是个银色的金属手链,上面有个小老虎的吊坠。你还记得吗?上次我们去码头勘查,在虎哥团伙小喽啰的口袋里,也见过一模一样的——那吊坠是虎哥给核心成员发的‘记号’,外面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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