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南州风裹着冰碴子,刮在脸上生疼。林砚裹紧了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手里攥着市局开的介绍信,跟在李建国身后往邮电局走。两人踩着积雪,脚印在柏油路上陷出浅坑,远处传来供销社门口“处理滞销棉鞋”的吆喝声,倒让这肃杀的早晨多了点烟火气——可这份热闹,跟他们要办的事半点不沾边。
“真要查老吴?”李建国的声音被风吹得发颤,他抬手抹了把脸上的雪,眉头拧成疙瘩,“他跟我跑案子十年,当年抓偷牛贼,他替我挡过一棍子,腿上现在还留着疤呢。”
林砚没接话,只是把介绍信又理了理。纸上“查询刑警队吴志强同志家属院电话近期通话记录”的字样,被他指尖焐得发潮。他知道李建国的难处,老吴是队里的老人,平时话不多,脏活累活抢着干,谁也不愿相信“内鬼”会是他。可从码头行动走漏消息,到“虎哥”每次都能提前躲掉排查,所有线索都隐隐指向这个看似老实的老刑警。
邮电局的玻璃门蒙着层薄霜,推开门时,一股混合着煤烟和油墨的热气扑面而来。柜台后坐着个戴老花镜的会计,正低头扒拉算盘,听见动静抬头,看见李建国的警服,才慢悠悠放下算盘:“李队?又是来查电话的?”
“张会计,麻烦您。”李建国把介绍信递过去,语气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涩然,“查老吴家那部电话,从上周三到这周一的所有通话。”
张会计哦了一声,转身从柜子里抱出厚厚的牛皮本——那是家属院长途电话的登记薄,每通电话的拨打时间、被叫号码、通话时长,都用蓝黑墨水一笔一划记着。“你们刑警队最近事儿多,前儿还有人来查码头那边的电话呢。”他一边翻本子,一边絮叨,“现在这电话是方便,可也麻烦,啥事儿都能从这线儿上漏出去。”
林砚凑过去盯着本子,视线在“吴志强家属”那栏来回扫。一页页翻过,大多是打给乡下亲戚的,时长都在三五分钟,唯有上周四下午两点十分那通,备注栏写着“南州港家属院3栋2号”,通话时长1分20秒。
“这个号码……”林砚指着那行字,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南州港家属院3栋2号,正是“虎哥”情妇刘梅的住处!他记得清清楚楚,上次潜伏码头时,王大叔提过一嘴“虎哥有个相好的,住港里家属院,平时不怎么出门”。
李建国也凑了过来,目光落在“1分20秒”上,脸色瞬间沉了。1分20秒,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好够把“刑警队三点去码头抓你”的消息说清楚。他伸手想摸烟,手伸到一半又停住,指节攥得发白:“张会计,能确认是老吴家里人打的吗?”
“那错不了。”张会计推了推老花镜,“家属院的电话都是按户登记的,这号就是老吴家的,那天是个男的接的,声音有点哑,报的就是吴志强的名字。”
从邮电局出来,风更紧了。李建国没说话,闷头往前走,军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像是在跟自己较劲。林砚跟在他身后,看见他耳尖冻得通红,却没像平时那样抱怨冷——他知道,老吴的这通电话,像根刺扎在了李建国心里。
回到警局时,办公室的煤炉正烧得旺,苏晓蹲在炉边烤手,看见两人进来,赶紧起身:“怎么样?有线索吗?”她手里还拿着个搪瓷缸,里面泡着菊花茶,热气袅袅地往上飘。
李建国没应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个旧笔记本——那是他记案子的本子,封皮都磨破了。他翻到有老吴名字的那页,上面记着“83年抓偷牛贼,吴志强腿受伤”“84年帮群众找孩子,连续熬两夜”,一笔一划都是他的心血。
“晓儿,你上次说,老吴手腕上有个金属手链?”林砚突然开口,打断了李建国的怔忡。
苏晓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对,就是上次勘查码头时,我看见他挽袖子擦汗,手腕上戴着个黄铜的手链,上面刻着个‘虎’字——跟之前在码头小混混身上见过的一模一样,都是那种劣质货。”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水里,李建国猛地抬起头:“你咋不早说?”
“我当时以为就是个普通手链……”苏晓有点委屈,又补充道,“后来我问过队里的小王,他说老吴以前从不戴这些东西,就是这两个月才突然戴上的。”
林砚走到桌边,拿起桌上的“警员去向登记本”——那是个牛皮纸本子,每天谁出去、去哪、几点回,都要手写记录。他翻到上周四那页,老吴的登记栏写着“去城郊走访证人,下午四点回”,可城郊的证人他们后来问过,说那天根本没见过老吴。
“李队,咱们得设个局。”林砚的手指在登记本上敲了敲,眼神清明,“老吴要是真跟虎哥有关系,肯定会盯着咱们的行动。咱们不如故意放出消息,说今晚要去码头东侧的废弃油库搜赃款,看看他会不会通风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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