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邮电局的绿色铁皮门推开时,带着初秋的凉风。林砚手里攥着市局开的“协助查询函”,指节因为用力泛白,身后的李建国则背着帆布包,里面装着折叠式笔录本——这是他们跑的第三个部门,从街道办到派出所,再到邮电局,只为查清那通可疑的电话。
1985年的南州,固定电话还是稀罕物,全市的私人电话不足两百部,都登记在邮电局的红色硬皮册子里,查通话记录得找专门的话务员调“接线日志”。接待他们的是个戴黑框眼镜的主任,姓刘,接过查询函翻了两页,眉头就皱了起来:“林警官,李队,不是我不配合,你们要查的是私人电话,按规定得有市局分管领导的签字,这函上只有刑侦科的章,不行。”
李建国往前凑了两步,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红塔山”,抽出两根递过去:“老刘,咱们都是老熟人了,这案子急——虎哥团伙的事,你也知道,上周差点把林砚砍了,现在就差揪出内鬼,不然抓虎哥就是空谈。”
刘主任把烟推回去,摆了摆手:“李队,不是我不给面子,上个月刚出了规定,私人通话记录属‘公民**’,没领导签字,我要是给你们查了,饭碗都保不住。”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再说,你们要查的是老吴家里的电话,老吴在局里待了十年,跟咱们市局领导都熟,我可不敢惹。”
林砚站在一旁,目光落在邮电局柜台后的红色电话册上——封皮已经磨出毛边,上面用钢笔写着“1985年私人电话登记册(城区)”。他突然开口:“刘主任,我们不查全部记录,就查9月17号下午三点到四点,老吴家里的电话往外打的号码,时长超过一分钟的就行。那天是虎哥从码头逃脱的日子,那通电话可能关系到一条人命。”
刘主任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眼神飘向窗外——邮电局对面是个卖油条的摊子,冒着热气。他沉默了半分钟,终于叹了口气:“行吧,我让小张给你们调日志,但只能在这儿看,不能带走,也不能抄,要是出了问题,你们得给我作证。”
话务员小张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扎着马尾辫,闻言从铁皮柜里翻出一摞黄色的纸页,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1985年9月17号,下午三点到四点……老吴家的号码是3457-21,你们看,三点四十分,往外拨了3468-19,通话时长一分二十秒,之后就没再打过了。”
林砚的眼睛一下子亮了——3468-19这个号码,他在之前的笔录里见过,是虎哥情妇张兰家的电话!他赶紧让李建国记下来,可李建国却盯着那行数字,脸色复杂:“会不会是巧合?老吴说不定是打给亲戚的,刚好号码重了?”
“不会。”林砚摇了摇头,从帆布包里拿出之前苏晓给他的照片——照片上是老吴手腕上的劣质金属手链,跟码头团伙成员戴的一模一样,“李队,你还记得上周我们去码头勘查,苏法医发现的手链吗?老吴说那是他儿子给买的,但我问过他儿子,根本没这回事。还有他9月17号的去向登记,写的是‘去城郊走访证人王秀兰’,可我们找到王秀兰,她说那天根本没见过老吴。”
李建国的嘴唇动了动,没说话。他跟老吴是十年的兄弟,当年抓毒贩时,老吴还替他挡过一刀,现在要怀疑老吴是内鬼,他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他蹲在地上,从口袋里摸出烟,却半天没点着,最后还是林砚递了个打火机过去。
“走,回局里。”李建国吸了口烟,声音沙哑,“要是真查出来是他,我亲自审。”
回警局的路上,自行车穿行在梧桐树下,落叶被车轮碾得沙沙响。李建国突然开口:“林砚,你爹当年跟我一起办案时,也总说‘证据比人情重要’,可真到了自己人身上,这道理难啊。”
林砚握着车把的手紧了紧:“李队,我知道你不好受,但虎哥团伙害了多少人?王大叔的腿被打断,老李被推下货轮,要是不揪出内鬼,以后还会有更多人遭殃。”
两人回到刑警队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队里的人大多已经下班,只有苏晓还在办公室整理尸检报告。她看到林砚和李建国回来,赶紧迎上去:“怎么样?查到了吗?”
林砚点了点头,把查到的通话记录告诉她。苏晓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就说老吴有问题,上次我给他做笔录,他总是绕开‘9月17号’这个时间点,而且我还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看到了一张去码头油库的路线图——油库是虎哥藏赃款的地方,他怎么会有这个?”
“路线图?”李建国猛地抬头,“你怎么不早说?”
“我之前不确定,怕弄错了冤枉人。”苏晓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手绘的路线图,上面用铅笔标着从警局到油库的小路,“这是我上周整理抽屉时发现的,当时没敢声张。”
林砚拿起路线图,仔细看了看,突然眼睛一亮:“李队,我们可以设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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