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里,煤炉的火苗舔着铁皮烟囱,把空气烘得又干又暖,却驱不散弥漫在两人之间的凝重。李建国手指摩挲着桌上的“警员去向登记本”,泛黄的纸页被他翻得卷了边,最后停在“吴志强”那一行——“12月5日,城郊走访证人,经手人:李建国”。
“林砚,你再说说,老吴怎么就成内鬼了?”李建国的声音透着疲惫,指节因为用力捏着钢笔而发白,“他跟我十年了,82年抓持枪歹徒时,他替我挡过一刀,胳膊上现在还留着疤。虎哥那案子,他比谁都上心,怎么可能通风报信?”
林砚站在桌对面,手里攥着几张复印件,是前几天从码头派出所调的报案记录——每次刑警队要去查虎哥的仓库,总会提前有人给团伙报信,要么赃款被转移,要么嫌犯提前跑路。上次林砚身份暴露,若不是李建国来得快,他差点被刀疤等人砍伤,而那天,正是老吴主动提出“去城郊核实证人证词”,脱离了队伍。
“李队,我不是怀疑老吴的人品,是证据指向他。”林砚把复印件摊开,指着其中一页,“12月5号,我们计划突袭码头东侧的油库,早上刚在队里碰完头,老吴就说要去城郊找证人。可我昨天去城郊派出所核实,那证人半个月前就回乡下老家了,老吴根本没见过他——他那天到底去哪了?”
“他可能……可能是找错地方了!”李建国提高了音量,又很快压低,像是怕被外面的人听见,“老吴那人认死理,说不定绕去别的地方找了。你不能凭这点就断定他是内鬼,万一有误会呢?”
林砚没反驳,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里面装着他从码头带回来的东西——一枚劣质金属手链。链身是发黑的黄铜,吊坠是个歪歪扭扭的“虎”字,正是之前勘查码头时,他在多个团伙成员手腕上见过的样式。
“这是苏法医昨天给我的。”林砚把手链放在桌上,“她给老吴做笔录时,发现他左手腕上戴着这个,问起时,老吴说是地摊上十块钱买的。可您看,这手链的焊点和虎哥小弟戴的一模一样,地摊上根本买不到——这总不是误会吧?”
李建国的目光落在手链上,瞳孔微微收缩。他想起前几天开会时,老吴确实戴过这么个东西,当时他还打趣“老吴你怎么戴这么俗气的玩意儿”,老吴只含糊地笑了笑,没多说。现在想来,那笑容里藏着猫腻。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苏晓端着两个搪瓷缸走进来,缸里的菊花茶冒着热气。她把杯子放在两人面前,看了眼桌上的手链和登记本,轻声说:“李队,林砚,我刚才去档案室查了老吴近三个月的笔录,发现每次涉及虎哥团伙的案子,他记录的‘证人联系方式’都有问题——要么是空号,要么是已经拆迁的地址。”
李建国端起搪瓷缸,指尖碰到滚烫的缸壁,他却没察觉,只是盯着杯底沉浮的菊花,半天没说话。烟卷在他指间燃到了尽头,烫了手指,他才猛地回神,把烟蒂摁在煤炉边的烟灰缸里,火星溅起又很快熄灭。
“行,就算老吴有问题,你怎么证明他给虎哥报信了?”李建国抬起头,眼底带着一丝恳求,像是希望林砚能拿出反驳的证据,“队里没监控,办公室电话就一部,还在门口,谁都能接。他要是想报信,有的是机会,可我们没抓着现行啊。”
“有一个地方能查。”林砚突然开口,眼睛亮了亮,“80年代没有手机,但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会存在邮电局的档案里。老吴家里有部固定电话,是去年市局给老刑警配的,我们只要去邮电局,调出他家12月5号那天的通话记录,看看有没有打到虎哥情妇家的电话——之前我们查过,虎哥常用他情妇的电话联系手下。”
李建国愣了愣,随即拍了下桌子:“对!邮电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他猛地站起身,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外套,“走,现在就去!要是查出来老吴没问题,我给你赔不是;要是真有问题……”他话没说完,喉结动了动,语气沉了下去,“我亲自带他回队里接受调查。”
两人骑着自行车,穿过南州市的老街。12月的风裹着寒意,刮在脸上生疼,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标语,被风吹得哗啦作响。邮电局在市中心,红砖楼的大门上挂着“南州市邮电局”的木牌,门口值班的老周科长是李建国的老熟人,听说要查警员的电话记录,起初有些犹豫。
“李队,这不符合规矩啊,私人通话记录不能随便查。”老周搓着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要是被人举报,我这饭碗都保不住。”
“老周,这是查虎哥团伙的内鬼,关系到能不能把这群恶霸一网打尽。”李建国把证件递过去,语气恳切,“你想想,码头多少搬运工被他们欺负,有家不敢回。要是这次再让他们跑了,下次不知道还要害多少人。出了事,我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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