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门风云起争端
秦王政十二年的咸阳,文信侯府的“聚灵园”虽仍灵气缭绕,却弥漫着一股无形的躁动。吕不韦的身体已不如从前,灵窍中的灵气流转滞涩,连随身携带的“权柄灵笏”都时常黯淡无光。这位权倾朝野的相邦,如今最忧心的并非嬴政的步步紧逼,而是府中门客为争夺“相位继承权”展开的明争暗斗,园中的“百家坛”不再是学术交流之地,而成了各派系角力的战场。
“君侯,儒家淳于越又在坛上宣扬‘以礼治国’,说李斯的法家术法过于严苛,不利于灵脉和谐。”甘罗低声向吕不韦禀报,手中的《门客动向录》上,淳于越的名字旁标注着“拉拢宗室,主张复古灵脉制”,“他还说,若将来由他辅佐新主,当废除秦法中的‘灵脉重刑’,恢复《周礼》中的‘灵脉共祭’制度。”
吕不韦躺在软榻上,望着园中游动的白泽虚影,这只象征智慧的灵兽如今也显得无精打采:“李斯那边有何回应?”甘罗道:“李客卿在法家坛驳斥淳于越,说‘礼治如同虚灵阵,好看却无实功’,还列举洛阳灵渠因宽刑导致私占泛滥的事例,两人在坛上争执不下,灵气碰撞震碎了三只灵盏。”
吕门的内斗,本质是路线与利益的争夺。随着吕不韦权势渐衰,门客们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争夺“相位继承人”的名号,实则是争夺未来掌控秦国灵脉与法统的权力。府中主要形成三大派系:以淳于越为首的儒家派,主张“仁德化煞,礼教控灵”,得到部分宗室与老派士族支持;以李斯为首的法家派,坚持“秦法严明,术法强国”,掌控着灵脉司、廷尉府等实权部门;还有以蔡泽为首的杂家派,游走于两派之间,试图渔翁得利。
儒家派与法家派的争斗最为激烈。淳于越利用吕不韦对《吕氏春秋》“融合百家”理念的坚持,指责李斯“狭隘法家,破坏灵脉平衡”,甚至暗中散布“李斯私通嬴政”的流言,试图动摇吕不韦对他的信任。一次,淳于越故意在吕不韦面前演示“仁德咒净化煞气”,声称此法比法家的“破煞符”更温和,却暗中在煞气中混入《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寒煞”,导致演示的修士灵窍受损,反被李斯抓住把柄弹劾。
李斯的反击则更为务实。他一方面利用掌管律法的便利,严查儒家派门客的灵田违规行为,先后有三名淳于越的亲信因私占灵脉被处罚;另一方面,他加强与军中修士的联系,将法家的“军阵炼神术”改良后推广,赢得军方支持。在编纂《秦律补编》时,李斯巧妙地将《吕氏春秋》中的“灵脉共享”理念融入法家框架,既迎合吕不韦,又巩固自己的理论阵地,让淳于越难以攻击。
杂家派的蔡泽则擅长煽风点火。他表面上调解两派争端,暗地里却向吕不韦进谗言,一会儿说“李斯权势过重,恐难驾驭”,一会儿又道“淳于越迂腐,不足以托大事”。他利用奇门遁甲的“卜算术”,伪造“灵脉示警”,声称“吕门将有内变,需严惩异心者”,试图借吕不韦之手铲除异己。这种搅局行为,让吕门的内斗愈发混乱,连负责灵脉养护的修士都无心工作,导致府中聚灵阵的灵气流转日益紊乱。
此时的李斯,已敏锐察觉到吕门的颓势。他在处理洛阳灵渠纠纷时,亲眼目睹吕门修士的贪婪与无能;朝堂上嬴政的龙气日益强盛,镇法碑的明法纹对秦法的加持愈发明显;而吕不韦对日益激烈的内斗束手无策,反而沉溺于白泽灵兽带来的虚幻祥瑞。李斯的案头,一边放着《吕氏春秋》的竹简,一边摆着秦法的刻石,两者的灵气排斥越来越强烈,他心中的天平,开始向秦法与嬴政倾斜。
二、李斯观变谋后路
秦王政十二年的秋夜,李斯在府中的“法墨堂”彻夜未眠。堂中悬挂着商君画像与大秦炼气士的“九环锁灵阵”残图,烛火映照下,他手中的《天下灵脉图》上,秦国的灵脉节点被红笔圈出,其中不少已标注“嬴政势力”。窗外传来吕府方向的灵气波动,那是淳于越的儒家派与蔡泽的杂家派又在争斗,灵气紊乱如乱麻。
“主人,淳于越向吕相进言,说您在《秦律补编》中故意弱化《吕氏春秋》的理念,是‘阳奉阴违’。”心腹修士低声禀报,呈上一封截获的密信,信中淳于越请求吕不韦“罢黜李斯,改用纯儒治理灵脉”,“吕相虽未应允,却命人核查补编内容,这是不信任的信号。”
李斯抚摸着阵图上的“法家破军纹”,指尖灵气涌动:“淳于越鼠目寸光,只知空谈礼教,不知灵脉需律法如渠,方能顺流。”他转向《天下灵脉图》,目光落在韩、赵、魏的灵脉分布上,“吕不韦老矣,已看不清天下大势。吕门内斗不止,灵脉管理权日益旁落,再依附下去,终将被波及。”
李斯的转变并非一时冲动。自朝会嬴政驳斥吕不韦变法以来,他便开始暗中观察局势:嬴政虽年轻,却展现出惊人的灵脉掌控力与法统定力,其龙气与关中灵脉的契合度远超吕不韦;蒙恬训练的“玄甲锐士”战力强悍,隐隐有压制吕门修士营之势;更重要的是,嬴政对秦法的坚守赢得了军方与寒门修士的广泛支持,这股力量足以撼动吕不韦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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