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轨迹录 第1031章 暗流

我叫田颖，在城南这家做精密仪器的公司待了整整八年，从普通文员熬到行政部副主管，管着十几号人，说是管理，其实也就是个夹心饼干——上面压指标，下面发牢骚，每天光是把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捋顺就耗尽了所有力气。我们公司不大不小，两百来号人，坐落在高新开发区那条长满梧桐的学府路上，厂房是灰白色的方块楼，行政楼前面立着旗杆，风大的时候国旗被扯得猎猎响，那声音听久了，像谁在撕布。

我办公桌上永远摊着三样东西：保温杯、台账本、一盆快死的绿萝。绿萝是前台小周送的，她说田姐你这人太干巴了，得养点活物。我笑，活了四十二年，头一回被人说干巴。可仔细想想，她说得对。我确实干巴。头发每天扎得一丝不苟，衣服永远黑灰两色，说话做事都按流程走，连笑都分场合——对领导是七分笑，对下属是三分笑，对客户是职业笑，笑得多了，脸就僵了，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戴了张面具。

那天是周三，十一月的天阴得像块旧抹布，我正对着电脑改下个月的考勤方案，手机响了。是我弟田勇。他一般不给我打电话，微信发语音条都嫌费事的主儿，突然打电话来，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姐，”他声音压得很低，像做贼，“周明远出事了。”

周明远是我表妹苏婉的男人。我手顿了一下，保温杯盖子拧到一半卡住了。

“什么事？”

“你回来再说，电话里讲不清。”田勇说完就挂了，干脆利落，跟他这个人一样，从来不肯多说一个字。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几秒，黑屏上映出我自己的脸，眉毛拧着，法令纹深得像刀刻的。我请了假，跟领导说家里有事，领导没多问，只说了句“快去快回”。我们这种小主管，请个假不难，难的是回来之后堆成山的活。

开车回去的路上，天开始飘雨，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摇摆，像在摇头叹气。我家在城北的老城区，爸妈还住在那个建了二十多年的小区里，楼下是菜市场，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开始吵，杀鸡的、卖鱼的、讨价还价的，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田勇在小区门口等我，撑着把黑伞，站得笔直，他比我小四岁，看着却比我老，常年在工地干活，皮肤晒得黑红，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灰。

“车上说。”我摇下车窗。他收了伞坐进来，带进来一股潮湿的凉气。

“周明远把苏婉打了。”田勇开门见山。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打人了？报警没？”

“报什么警啊，”田勇搓了把脸，声音闷闷的，“他自己先住进医院了——气得脑梗，半边身子不能动了。”

我脑子嗡了一声。周明远那人我见过不少次，四十五六岁，在镇上粮管所上班，瘦高个，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看着就是个老实人。他怎么能打人？又怎么能气到脑梗？

“到底怎么回事？”

田勇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最后憋出一句：“苏婉在外头有人了。”

这话我听着倒不算太意外。苏婉是我姑姑的女儿，比我小五岁，从小就生得好看，大眼睛白皮肤，走到哪儿都是焦点。但她命不好，姑父走得早，姑姑一个人拉扯她和弟弟，日子过得紧巴。苏婉初中没念完就出去打工了，在服装厂踩过缝纫机，在饭店端过盘子，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周明远。周明远家底殷实，公婆都是镇上供销社退休的，在街面上有两间门面房，日子过得滋润。当时所有人都说苏婉嫁得好，是掉进福窝里了。

可福窝不福窝，只有里头的人知道。

“跟谁？”我问。

田勇又搓了把脸，那个动作让我想起我爸，遇到难事的时候就这样搓脸，好像能把烦恼搓掉似的。

“镇上一个做建材的老板，姓赵，叫赵德生，开了个公司，挺有钱的。”田勇顿了顿，又说，“还不止这个。”

我心里那根弦突然绷紧了。“什么意思？”

“苏婉还跟……跟刘志诚……”田勇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含在嘴里的，“刘志诚你知道吧？就是苏婉她妹夫。”

我猛地转头看他，雨刮器在玻璃上吱嘎响了一声。刘志诚，我当然知道。苏婉的妹妹苏静嫁的男人，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长得五大三粗的，说话嗓门大，见人就笑，看着挺爽利的一个人。

“你说什么？”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

“我也是听说的，”田勇赶紧说，“周明远住院之后，他妈在病房里骂人，骂得整个楼层都听见了，说苏婉不要脸，跟妹夫搞在一起，还说镇上早就有风言风语了，就周明远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我靠在座椅上，雨点打在车顶上，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头顶撒豆子。脑子里乱得很，一个个人影在眼前晃——苏婉那张好看的脸，周明远那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赵德生我见过一次，胖墩墩的，手上戴着个大金戒指，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还有刘志诚，上次在苏静儿子的满月酒上，他还抱着孩子逗，笑得跟弥勒佛似的。

这些人的脸搅在一起，搅得我心烦意乱。

“苏婉人呢？”我问。

“跑了。周明远住院第二天就不见了，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我沉默了很久。车窗外的雨越下越大，菜市场门口的棚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卖豆腐的老头在收摊，动作慢吞吞的，好像天塌下来也跟他没关系。

“我去看看周明远。”我说。

田勇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只说了句：“你别掺和太深，这是人家的事。”

我知道他说的对。可有些事，不是你不想掺和就能躲开的。苏婉是我表妹，周明远是我妹夫，刘志诚又是我另一个妹夫，这些人拧在一起，就像一张网，我站在这张网的边缘，想不沾湿脚都不可能。

医院在镇上，从我家开车过去二十分钟。镇卫生院不大，白墙灰瓦，院子里种着两排冬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像个听话的小学生。周明远住在三楼的内科病房，我出电梯的时候就听见了哭声，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着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像水管子漏了，一滴一滴地渗。

走廊尽头那间病房门半开着，我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周明远躺在靠窗的床上，脸歪着，嘴也歪着，眼睛半睁半闭，嘴角有口水淌下来，顺着下巴滴到枕头上，枕头湿了一大片。他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弯着腰，一只手握着他的手，另一只手在抹眼泪。

那是周明远的妈，我见过几次，以前是个很利落的老太太，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的，现在看着像老了十岁。

我轻轻敲了敲门框。老太太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认出我来，嘴唇抖了抖，眼泪掉得更凶了。

“田颖啊，”她声音嘶哑得厉害，“你来了。”

我走过去，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看了一眼周明远。他的眼睛动了动，好像认出我了，嘴巴张了张，发出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听不清在说什么，但那眼神我看懂了——是恨。深深的、烧灼着的恨。

我心里一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手指僵硬得像枯枝。

“会好起来的，”我说，声音很轻，自己都觉得没有底气。

老太太在旁边又开始哭，边哭边说：“造孽啊，造孽啊，我好好的儿子，怎么就成了这样……”

我拍了拍她的背，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人的话我说过很多，对同事说的，对下属说的，可那些话都是套话，说完了就忘了，起不了任何作用。现在也一样。

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老太太送我到门口，拉着我的手说：“田颖，你是苏婉的表姐，你能不能劝劝她，让她回来，把话说清楚，该离离，该过过，这么躲着算怎么回事？”

我看着她那双红肿的眼睛，点了点头。可我心里清楚，有些事，不是坐下来把话说清楚就能解决的。那些被撕开的口子，露出来的东西，谁都接不住。

出了医院，雨停了，天边露出一小块惨白的光，像没洗干净的白衬衫。我站在车旁，给苏婉打了个电话。关机。又给苏静打，响了很久才接。

“姐。”苏静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点不正常。

“你在哪？”

“在家。”

“我去找你。”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嗯了一声。

苏静住在镇东头，一栋两层的自建房，楼下是修车铺，楼上是住家。我到的时候，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门口停着两辆待修的车，地上有油渍，混着雨水，泛着彩色的光。我从旁边的小门进去，上了楼。

客厅里没开灯，窗帘拉着，光线很暗。苏静坐在沙发上，抱着一个靠垫，看见我进来，也没动，就那么坐着。她长得跟苏婉有几分像，但不如苏婉好看，眉眼更硬一些，嘴唇薄，看着就是个厉害角色。

我在她对面坐下，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周明远住院了，你知道吧？”

“知道。”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

“苏婉跟刘志诚的事，你知道吗？”

她没说话，抱着靠垫的手紧了紧。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突然变了，像是什么东西碎了：“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亮得吓人，像两团火。

“什么时候知道的？”我问。

“两年前。”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嘴角扯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我儿子满月那天，他们在厨房里……我以为没人看见，可我看见了。”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两年前。苏静儿子的满月酒，那天我也去了，记得那天很热闹，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夸孩子长得好看，像妈妈。刘志诚抱着孩子到处给人看，笑得合不拢嘴。苏婉也在，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很显眼，站在人群里像朵花。

原来那天，就已经出事了。

“你怎么不闹？”我问。

苏静低下头，声音闷闷的：“我不知道怎么闹。我要是闹了，家就散了。孩子还那么小……”她停了一下，又说，“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时糊涂，过了就过了。谁知道……谁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断。”

最后几个字，她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我坐在那里，心里翻江倒海的。两年的时间，苏静一个人扛着这件事，看着自己的男人和自己的姐姐在她眼皮子底下偷情，她是怎么忍下来的？

“赵德生呢？”我问，“苏婉跟那个建材老板的事，你知道吗？”

苏静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像是嘲讽，又像是悲哀。“知道。那个赵德生，比刘志诚还早。苏婉跟他好了一年多，后来不知道怎么断了，又跟刘志诚搞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头晕，好像这间屋子里的空气被人抽走了。苏婉一个人，搅进去三个男人——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妹夫、还有一个做生意的老板。这得是多大的胆子？又得是多大的恨？

“周明远知道这些事吗？”我问。

“以前不知道，”苏静说，“他那个脑子，转得慢，别人说什么他都信。但镇上的人又不是瞎子，早就有闲话了，传到耳朵里，他再迟钝也能咂摸出味儿来。前几天，他半夜起来翻苏婉的手机，看见了聊天记录……第二天就动手了。”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周明远躺在病床上的样子，那张歪了的脸上刻着恨意。一个老实人，被逼到动手打人，又被气到脑梗，这得是多大的冲击？

“刘志诚呢？”我问，“他怎么说？”

苏静突然笑了，那笑声很轻很冷，像冬天里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他跑了。跟苏婉一起跑的。”

我愣住了。“他们一起跑的？”

“对。”苏静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的光挤进来，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眼泪。“周明远住院那天晚上，刘志诚收拾了几件衣服，开着那辆破面包车就走了。苏婉也是那天晚上不见的。你说，他们是不是商量好的？”

我没说话。窗外又开始下雨了，雨点打在玻璃上，顺着往下淌，像眼泪。

从苏静家出来，天已经黑了。我开车回去的路上，脑子里一直在转。这些事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我想到苏婉，想到她小时候的样子，扎着两个羊角辫，跟在我后面跑，甜甜地喊“颖姐姐”。那时候她多好啊，眼睛亮亮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谁见了都喜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我想起姑姑走的那年，苏婉才十五岁，跪在灵堂前，没哭，就那么跪着，跪了一整天。后来她跟我说：“姐，我没爸没妈了，以后只能靠自己了。”我说你还有我们，她笑了笑，没说话。那个笑容我现在还记得，很淡，很远，像隔着一层雾。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碎得干干净净，再也拼不回去。

第二天上班，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开会的时候走神，领导叫了我两次才反应过来。同事小陈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没睡好。她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坐在食堂角落里，面前摆着一份红烧排骨，一口没动。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颖姐姐。”是苏婉的声音。

我手里的筷子掉了，啪的一声落在桌上。

“你在哪？”我问，声音压得很低。

“你别问我在哪，”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想起苏静，果然是姐妹，“我就是想跟你说，别管我的事。”

“你知不知道周明远住院了？”我说，语气不自觉地重了，“你知不知道他脑梗，半边身子不能动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

“我知道。”她终于开口，声音还是那么平静，但尾音有一点颤，像琴弦被拨了一下。“我对不起他。”

“你回来，把话说清楚。”

“说不清楚了，”她说，“有些事，做了就回不了头了。”

“你跟刘志诚……”我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又沉默了，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心寒的话：“颖姐姐，你知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会做什么吗？什么都做得出来。”

电话挂了。

我坐在那里，盯着手机屏幕，上面显示通话结束，通话时间四分三十秒。四分三十秒，够说很多话，也够什么都不说。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收到了田勇发来的微信，说周明远的情况不太好，转院到市人民医院了，他妈在到处借钱。我转了五千块钱过去，让田勇帮忙送过去。田勇说姐你别管了，我说不是管，是尽一份心。

下班后我没回家，开车去了姑姑的坟。姑姑葬在镇后面的山坡上，坟头朝南，能看到整个镇子。天快黑了，暮色像水一样漫过来，远处的房子亮起零零星星的灯，像天上的星星掉在了地上。

我站在坟前，风很大，吹得我头发乱飞。我想跟姑姑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说苏婉的事？说了她也听不见，听见了又能怎样？她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管不了了，死了就更管不了了。

站了很久，最后我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这件事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里，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波及到的人越来越多。

首先是苏静。她终于不装了，满世界找刘志诚，打遍了所有能打的电话，问遍了所有能问的人，都没有消息。她婆婆跑到她家来闹，指着她的鼻子骂：“你男人勾引我儿媳妇，你这个当老婆的是干什么吃的？”苏静没吭声，抱着孩子站在门口，脸色铁青。

然后是周明远的妈，老太太一个人在病房里照顾儿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还要应付来探病的亲戚朋友，每个人来了都要问一遍怎么回事，她就得说一遍，说一遍哭一遍，哭得眼睛都快瞎了。

还有苏婉的弟弟苏强，在深圳打工，听说姐姐的事之后连夜赶回来，到了镇上就开始喝酒，喝醉了就骂人，骂完苏婉骂刘志诚，骂完刘志诚骂周明远，骂得最狠的一次是在镇上小饭馆里，当着十几号人的面，说周明远活该，自己老婆都看不住，死了也是白死。这话传到老太太耳朵里，老太太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我夹在这些人中间，像个救火队员，这里劝两句，那里说几句，说的都是些没用的废话。我发现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这些人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委屈，谁都不肯退一步。

公司里的同事渐渐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小陈是个机灵的姑娘，旁敲侧击地问了几次，我都搪塞过去了。这种事，怎么说？说我表妹跟妹夫搞在一起，闹得满城风雨？说我表妹夫气得脑梗住院，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有天下午，我正在整理档案，小陈突然凑过来说：“田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心里好受点。”

我看着她那张年轻的脸，突然觉得很羡慕。她二十三四岁，刚结婚不久，老公是程序员，两个人买了套小房子，养了只猫，日子过得简单又幸福。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有多脏，有多重，重到一个人根本扛不起来。

“没事，”我笑了笑，“就是家里有点事，过阵子就好了。”

她将信将疑地走了。我继续整理档案，手指机械地翻着纸页，脑子却跑到了别的地方。

我想起苏婉小时候有一次来我家玩，看到我书桌上摆着一本《红楼梦》，她翻了几页，指着里面一句话问我：“颖姐姐，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看了看，是那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我跟她说，就是说一个人太聪明了，算计得太多，最后把自己也算进去了。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把书放下了。

那时候她才十岁。

现在呢？她算计了吗？算计了谁？又把自己算计进去了吗？

我不知道。

一个月后，事情有了新的变化。

周明远出院了，但恢复得不好，左手左脚都不太灵便，走路一瘸一拐的，说话也含含糊糊的。他搬回了镇上，住在自己家里，他妈每天过来给他做饭洗衣。他开始走法律程序，要跟苏婉离婚。

苏婉始终没有出现，但委托了一个律师来处理。律师说苏婉同意离婚，什么都不要，净身出户。周明远不同意，他要苏婉赔偿，要她为做过的事付出代价。律师说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周明远就拍桌子，拍得桌子上的茶杯都跳了起来，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什么，脸涨得通红，他妈在旁边吓得直哭。

刘志诚也一直没有消息。苏静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说不等了，要跟刘志诚离婚。她婆婆又跑来闹，这次不是骂人，是求她，说看在孩子的份上，再给志诚一次机会。苏静没理她，把门关上了。

赵德生那边倒是没什么动静。他本来就是个做生意的，出了这种事，照样开门营业，照样跟人喝酒打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有人问他跟苏婉的事，他摆摆手说：“都是过去的事了，提它干嘛？”轻飘飘的，像拂掉桌上的一粒灰。

我有时候想，这件事里最惨的是谁？是周明远？是苏静？还是那两个孩子？周明远和苏婉没有孩子，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苏静和刘志诚的儿子才两岁多，什么都不懂，等他长大了，知道了这些事，会怎么想？

腊月里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苏婉打来的，用的还是那个陌生号码。

“颖姐姐，我回来了。”

我一愣。“你在哪？”

“在姑姑坟前。我想见见你。”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天很冷，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山坡上的草都枯了，黄灿灿的一片。苏婉站在坟前，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散着，被风吹得乱糟糟的。她瘦了很多，脸小了一圈，颧骨突出来，显得眼睛更大了，大得有点吓人。

我走到她身边，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那个笑容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她的笑是甜的，现在是苦的，像黄连。

“你瘦了。”我说。

“嗯。”她应了一声，转过头看着坟头。“我在外面待了一个多月，去了好多地方，深圳、广州、厦门……走到哪儿算哪儿。”

“跟刘志诚一起？”

她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

她摇了摇头，说：“散了。”

我愣了一下。“散了？”

“嗯。”她蹲下来，伸手拔掉坟头的一棵枯草，动作很慢很轻。“他在外面有人。我在厦门发现的，他跟一个女的聊得火热，那个女的还给他转过钱。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就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呵呵……”

她笑了两声，笑声在风里飘散，像碎纸片。

“我为他抛夫离家，他倒好，早就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所以我就走了。一个人回来的。”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可怜她？恨她？都有，又都不够。

“周明远要跟你离婚。”我说。

“我知道。离就离吧，我签字。”她说得很干脆。

“你不回来看看他？他变成那个样子，你总得……”

“我不去。”她打断我，声音突然硬了起来，“我去干嘛？让他骂我？打我现在也打不了了，骂我几句我听着，又有什么意思？”

“你就没有一点愧疚？”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又好像在拼命把它们拼起来。“愧疚？颖姐姐，你知道我为什么嫁给周明远吗？”

我摇头。

“因为他老实。”她说，声音低下来，“我妈走的时候跟我说，找个老实人嫁了，一辈子不受欺负。我听了她的话，找了个老实人。可老实人……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可怕。他不会说话，不会哄人，不会吵架，什么都闷在心里，闷到一定程度就炸了。跟他过了这么多年，我连他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从来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们俩住在一个屋檐下，像两个陌生人。”

她停了一下，又说：“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那样对他。可我不后悔。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个活人，不是个行尸走肉。”

风更大了，吹得坟头的枯草刷刷响。我站在她面前，想说点什么，但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一个字都出不来。

她说得对吗？不对。她做得对吗？更不对。可她说的那些话，那种被困在死水一样的生活里的窒息感，我懂。我太懂了。

我在那家公司待了八年，每天做着同样的事，面对同样的人，走着同样的路。有时候早上醒来，我要想好几秒才能反应过来今天是周几。日子像流水一样从指缝里漏掉，什么都抓不住。我的生活也是一潭死水，只不过我选择沉在底下，而她选择浮上来透口气，哪怕透完这口气就要被冲上岸，死在沙滩上。

“你以后怎么办？”我问。

“不知道。”她说，“先找个活干着，养活自己再说。”

“你回来，镇上的人会怎么说？”

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倔强。“让他们说去。我做了就不怕人说。颖姐姐，我跟你说过，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现在我还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什么都不怕了。”

她转身走了，沿着山坡往下走，风把她的头发吹得飞起来，黑色的羽绒服在枯黄的草地上格外显眼。我站在那里看着她越走越远，直到她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镇子的楼房中间。

天开始下雪了，很小的雪，落在脸上冰冰凉凉的。我站在姑姑坟前，站了很久很久，直到腿都麻了。

春天来的时候，事情终于慢慢有了了结。

周明远和苏婉离了婚，手续办得很顺利，苏婉签了字，什么都没要，拎着两个箱子搬出了那个住了快十年的家。她去了县城，在一家服装店当店员，一个月工资两千多，租了一间小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她说够了，能活着就行。

苏静到底还是跟刘志诚离了婚。她婆婆来求了好几次，甚至下跪了，苏静都没松口。她说她可以原谅一个人犯错，但不能原谅一个人骗她两年。孩子判给了她，刘志诚每个月给抚养费。她带着孩子回了镇上，在超市找了份工作，收银，一天站八个小时，腿肿得跟萝卜似的，但她从来没叫过苦。

刘志诚后来回来了，在镇上待了几天又走了，听说去了外地，还是干修车的老本行。有人问起他跟苏婉的事，他摆摆手说：“别提了，都是过去的事了。”跟赵德生说的一模一样，好像这件事就是一阵风，吹过去就没了。

周明远恢复得不太好，左手还是不太能动，走路也还是瘸的。但他开始慢慢接受现实了，每天早上在小区里锻炼，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走，走得很慢，但一直在走。他妈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精神还好，每天给他做饭洗衣，唠叨他几句，日子就这么过着。

赵德生还是老样子，开着那辆黑色的奥迪，在镇上进进出出，见了人就笑呵呵的，手上的金戒指换了新的，更粗更亮了。他老婆我见过一次，在菜市场买菜，胖胖的，嗓门大，跟摊主讨价还价，中气十足。她知不知道那些事？知道多少？没人知道。

田勇后来跟我说，他在工地上听人讲，赵德生其实不止苏婉一个，外头还养着别的女人，只不过人家藏得好，没被发现。我听了没说话，这种事，听多了就麻木了。

我继续上我的班，每天整理文件，开会，应付领导，安抚下属。桌上的绿萝换了新的，小周说那盆死的太惨了，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这次换了一盆据说特别好养的。我看着那盆绿油油的叶子，心想，好养不好养的，关键看人。有些人能把什么都养死，有些人能把死的养活了。

有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小陈坐过来，神神秘秘地跟我说：“田姐，你知道吗，销售部那个小李，被她老公打了。”

我一愣。“怎么回事？”

“她老公怀疑她跟别人好了，查她手机，看见她跟一个男客户聊天，就动手了。”小陈压低声音，“其实人家就是正常的业务往来，什么事都没有。她老公就是心眼小，疑神疑鬼的。”

我夹菜的筷子停了一下。“后来呢？”

“后来报了警，她老公被警察教育了一顿，写了保证书。但小李说要离婚，说这种日子过不下去了。”小陈叹了口气，“你说这都什么事啊，好好一个家，就这么散了。”

我没说话，把菜送进嘴里，嚼了两下，觉得没味道。

小陈又凑近了一点：“田姐，你说男人是不是都这样？一旦怀疑你，就跟疯了一样，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看着她那张年轻的脸上带着的困惑和不安，想起她刚结婚不久，想起她养的那只猫和那个当程序员的老公。她正站在生活的起点上，满怀期待地看着前方，不知道路上有多少坑，有多少坎。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我说，“但有些人是。你得看清楚你嫁的是哪种人。”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笑了笑：“我老公不会的，他连吵架都不会。”

我也笑了笑，没说话。

希望她永远都不用知道，有些不会吵架的人，不是不会，是还没到那个份上。

五月的一个周末，我回了一趟镇上，去看我妈。我妈今年六十八了，身体还行，就是耳朵有点背，说话得扯着嗓子喊。她不知道苏婉那些事，我也没告诉她，她这个年纪，经不起这些折腾了。

吃完午饭，我陪她去菜市场买菜。走到街口的时候，看见苏婉站在一家服装店门口，正在跟一个顾客说话。她穿着店里的工装，深蓝色的围裙，头发扎成马尾，脸上化了淡妆，看着气色还不错。

我妈也看见她了，说：“那不是苏婉吗？好久没见她了，她还好吧？”

“挺好的，”我说，“在县城上班呢。”

“哦，”我妈点点头，“那就好。这丫头命苦，从小就没了妈，好在嫁了个好人家，周明远那孩子不错，老实。”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苏婉看见我了，朝我笑了笑，我也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然后我妈拉着我走了，去前面的摊子上买西红柿。

走出去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苏婉还在跟顾客说话，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很标准，很客气，看不出任何破绽。她旁边挂着一排衣服，红的、黄的、蓝的，花花绿绿的，在阳光下很鲜艳。

我突然想起她小时候穿的那件红裙子，是她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送她的，她穿上之后转了一圈，裙摆飞起来，像一朵盛开的花。

那朵花，早就谢了。

七月份，公司组织了一次团建，去郊区的农家乐玩。烧烤、钓鱼、唱歌，大家都很开心。我坐在池塘边的柳树下，看着同事们在水边嬉闹，笑声传得很远。

小陈跑过来，递给我一根烤玉米，说：“田姐，你怎么不去玩？”

“老了，玩不动了。”我笑着说。

“你才多大啊，就喊老。”她在我旁边坐下，咬了一口玉米，“田姐，我跟你说个事，我怀孕了。”

我看着她，她的脸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眼睛亮亮的，嘴角带着笑，整个人都在发光。

“恭喜你。”我说，心里涌上一股暖意。

“我老公可高兴了，说要给我做牛做马。”她笑着说，然后突然压低了声音，“不过我妈说，生孩子是道坎，好多夫妻都是生了孩子之后感情变差的。田姐，你说是不是真的？”

我想了想，说：“是真的，也不是真的。生孩子确实会改变很多东西，但变好变坏，看人。你和你老公感情好，应该没问题的。”

她点点头，脸上的笑容更大了。“我也觉得没问题。我老公说了，不管生男生女，他都喜欢。”

我看着她，心里默默地祝福她。希望她永远不要经历那些糟心的事，希望她的生活像她现在脸上的笑容一样，明亮、温暖、没有阴影。

八月份的时候，我又接到了苏婉的电话。她说她辞了服装店的工作，去了杭州，在一家电商公司做客服。

“为什么走？”我问。

“县城太小了，”她说，“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我，指指点点的。我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杭州远不远？”

“还好，坐火车五个小时。”她顿了顿，又说，“颖姐姐，你说我还能重新开始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能。只要你真的想。”

她笑了，那笑声比以前轻快了一些，像风吹过风铃。“我也觉得能。我才三十七，还有大半辈子呢。”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阳光很烈，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空气里有热浪在翻滚。行人撑着伞，匆匆忙忙地走，谁也不看谁。

我想起苏婉说的那句话——“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她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吗？也许有了一点东西，一点叫做“重新开始”的东西。

九月份，苏静的儿子上幼儿园了。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孩子背着书包站在门口，笑得露出两颗门牙。配文是：“小男子汉上学啦！”下面很多点赞和评论，都是祝福的话。

我点了个赞，然后往下翻，看到苏婉也点了赞。姐妹俩，一个在杭州，一个在镇上，隔着几百公里，在一条朋友圈下面相遇了。她们有没有私下联系？有没有说过话？我不知道。

十月份，周明远的恢复情况好了很多，左手能动了，虽然不太灵活，但至少能自己吃饭了。他开始在镇上的残联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整理文件，接待来访的人。他妈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逢人就说：“我儿子现在好多了，都能上班了。”

田勇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点欣慰。“周明远这人，也算是想开了。以前多老实一个人，被逼到那份上，现在能走出来，不容易。”

我说是啊，不容易。

冬天又来了。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据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公司里的空调坏了，维修师傅说要等零件，得三天才能修好。大家裹着厚厚的棉衣上班，手冻得发抖，打字都打不利索。

小陈的肚子已经很大了，预产期在一月份。她老公每天开车送她上班，晚上来接，风雨无阻。有时候车晚到了几分钟，小陈就站在门口等，裹着一条大红色的围巾，像一团火。

有天傍晚，我加班到七点多，出来的时候看见小陈的老公在门口等她，手里拿着一杯热奶茶。他看见我，打了个招呼，说：“田姐，小陈还在上面吗？”

“在，马上就下来了。”

他点点头，站在寒风里，缩着脖子，但脸上的表情很耐心，很温柔。

我开车回家的路上，经过那条种满梧桐的学府路。叶子都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老人枯瘦的手指。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地上，暖洋洋的，但照不暖人。

我突然想起周明远住院的时候，苏婉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我对不起他。”三个字，轻飘飘的，但压在她身上，大概一辈子都卸不下来。

我又想起苏静坐在昏暗的客厅里，抱着靠垫，说“我知道”时候的样子。她忍了两年，忍到忍无可忍，最后还是离了。有些人就是这样，能忍很久很久，久到你以为她永远不会爆发，但到了那个临界点，她比谁都决绝。

还有刘志诚，他跑了一个多月，在厦门跟别的女人暧昧，最后一个人回来，什么都没剩下。他图什么？图一时的刺激？图那点偷来的欢愉？值得吗？

赵德生呢？他大概是最轻松的，什么都没损失，生意照做，日子照过。那些被他沾过的女人，像衣服一样，穿完了就扔，扔了就忘了。

我觉得冷，不是身体冷，是心里冷。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站在窗前看雪，雪花在路灯下飞舞，像无数只白色的蝴蝶。手机响了，是苏婉发来的一条微信消息，只有几个字：“颖姐姐，新年快乐。”

我看了看日历，还有十天才到新年。她大概是怕到时候忘了，或者怕到时候没勇气发。

我也回了几个字：“新年快乐。好好的。”

她发了一个笑脸的表情，然后就没再说话了。

我放下手机，继续看雪。雪越下越大，把整个城市都覆盖了，白茫茫的一片，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所有的脏东西都被埋在下面了，看不见了。

但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春天再来的时候，雪会化，那些被埋着的东西会露出来，泥泞、肮脏、丑陋。但也会有新的草长出来，绿油油的，盖住那些痕迹。时间就是这样，它不会治愈任何东西，但它会覆盖，一层一层地覆盖，直到你看不见为止。

可看不见的，是不是就等于忘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些伤口，表面上看愈合了，但阴天的时候会隐隐作痛。有些人，你以为已经走远了，但某个深夜醒来，会发现他还在你心里，像一根刺，拔不出来，也按不回去。

这就是生活。不是电视剧，不是小说，没有那么多大团圆的结局，也没有那么多罪有应得的报应。大多数人，都是在泥泞里挣扎，偶尔抬头看看天，然后低下头继续走。

我关掉灯，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风很大，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

哭吧。

哭完了，明天还得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