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晋国内部六卿争权的烽烟弥漫朝堂,周天子的权威早已沦为摆设,春秋争霸的大戏行至尾声,战国七雄的格局正在暗流中悄然酝酿。
在这场决定晋国命运的权力角逐里,有一位铁腕卿相横空出世。他以雷霆手段整顿家族势力,以革新之举打破旧制束缚,凭一己之力为赵氏家族杀出一条生路,更成为赵国基业的奠基者。
他,便是赵简子赵鞅,一位身处春秋与战国分界线?之上的关键人物,一手推开了战国时代的大门。
赵鞅出身晋国显赫的赵氏家族,可他接手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数十年前 “下宫之难” 的阴影尚未消散,赵氏宗族死伤过半,封地被削夺大半,剩下的几座城池也多是土地贫瘠、民生凋敝的去处。
彼时的晋国,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家卿大夫势力盘根错节,智氏兵强马壮,范氏、中行氏财雄势大,个个都盯着赵氏这块 “肥肉”,恨不得一口吞之。
赵鞅继任赵氏宗主那天,祠堂里的牌位蒙着厚厚的灰尘,族中老臣唉声叹气,年轻子弟面露惶恐。
他缓步走到祠堂中央,望着满屋子垂头丧气的族人,只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话:“赵氏不灭,在我一人;赵氏崛起,在我众人!”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口号,却硬是把满室的颓靡之气一扫而空。
这位新任宗主,没有丝毫贵族子弟的骄奢之气,反倒是一身杀伐果断的铁血作风。
他深知,乱世之中,唯有实力才是立身之本。
对内,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田制、招揽流民。
当时晋国流民遍地,土地大片荒芜,赵鞅当即下令:凡是愿意到赵氏封地垦荒的百姓,三年免缴赋税,开垦的土地永久归自己所有;奴隶只要能在战场上立下战功,便可免除奴籍,摇身一变成为平民。
这道命令一出,周边流民蜂拥而至,短短数月,赵氏封地的田野里,就重新响起了耕牛的哞叫与农夫的号子。
他还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彻底打破了 “贵贱有别” 的门第桎梏。
董安于本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却因擅长治理城邑,被赵鞅直接任命为晋阳令。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安于督造的晋阳城,城墙坚不可摧,粮仓积粟如山,果然成了赵氏最坚固的后方。
尹铎出身低微,却有经世济民的大才,赵鞅派他去治理晋阳时,特意嘱咐他 “多算民户,少缴赋税”。尹铎到任后,不仅减轻了百姓负担,还加固城防、囤积粮草,赵鞅得知后抚掌大笑:“日后赵氏若有难,晋阳必能救我!”
对外,赵鞅纵横捭阖,在六卿之间周旋博弈,静待出手的最佳时机。而真正让他名震天下、青史留名的,是公元前 513 年那桩铸刑鼎公布成文法的惊世之举。
春秋时期,法律条文一直被贵族阶层牢牢垄断,所谓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贵族们凭着对法律的独家掌控权,随意给百姓定罪,抢占田产,草菅人命,底层百姓只能忍气吞声。
赵鞅早就看不惯这种不公的乱象,他与中行寅联手,将晋国的成文法典一字一句镌刻在一口巨大的铁鼎之上,然后命人将这口鼎架在晋国都城的闹市之中,让往来百姓抬头就能看见 —— 何为罪、何为罚,犯了什么法该受什么刑,明明白白,一目了然。
这一举动,在当时掀起了滔天巨浪。
以孔子为代表的守旧派痛斥此举 “贵贱无序”,大骂赵鞅 “失其度矣”,认为将法律公之于众,会让百姓不再敬畏贵族,动摇 “礼治” 的根基。晋国的旧贵族更是恨得牙痒痒,他们聚在朝堂上联名弹劾赵鞅,说他 “离间君臣,蛊惑百姓”,要求晋顷公严惩他。
可赵鞅面对满朝非议,面不改色。他当着晋顷公的面,指着那口沉甸甸的刑鼎,字字铿锵:“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只许贵族知法,不许百姓懂法,这才是真正的祸乱之源!” 他力排众议,硬是把这口象征着法治的铁鼎,稳稳立在了闹市之中。
这口铁鼎,不仅是晋国法制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的标志**件。从此,赵氏封地的百姓,再也不用怕贵族随意罗织罪名;赵氏麾下的官吏,也只能依法办事,不敢徇私枉法。法治的种子,就这样在乱世里扎下了深根。
法律的利剑已经铸好,接下来,便是扫除障碍的决战。
公元前 497 年,一根导火索彻底点燃了六卿之争的战火 —— 赵鞅的同族、邯郸赵氏宗主赵午,早前答应给赵鞅五百户人口,事后却出尔反尔。赵鞅向来言出必行,二话不说,派人把赵午抓来,直接押到宗祠堂前处死。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赵午是中行氏的外甥,范氏又与中行氏联姻,两家当即联手,起兵攻打赵鞅的封地晋阳。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八年,是晋国六卿之争中最惨烈的一战。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