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年的风,裹挟着乱世的苍茫与萧瑟,掠过崤山深处的函谷关。青砖砌就的城楼斑驳沧桑,箭楼巍峨矗立,关内是周王室礼乐崩坏的残响,关外是诸侯争霸的烽火狼烟,天地间尽是山河飘摇的沉郁。某天清晨,守关令尹喜揉着惺忪睡眼登上城楼,忽然望见东方天际漫起一团紫气,如龙盘雾绕,缓缓向西铺展——他猛地心头一震,掐指一算,便知有圣人自东方而来。
不多时,古道尽头传来青牛的哞鸣。一头毛色如霜的青牛缓步而来,牛背上坐着位老者,身着粗布麻衣,须发如雪,垂落至腰,脸上刻着岁月的沟壑,却眼神清亮,如含星辰。他没有行囊,没有随从,只有青牛为伴,身影在紫气中若隐若现,自带一股超然物外的从容。
尹喜连忙上前,躬身行礼:“先生可是周室守藏室之史李耳先生?晚辈尹喜,久仰大名!”
老者缓缓颔首,声音如山谷松涛:“吾乃李耳,欲西出函谷,归隐山林。”
这一幕,是华夏文明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相遇。此刻的老者,还是凡尘中的李耳,一位看透乱世、心怀大道的学者;而当他在函谷关写下五千言《道德经》,转身骑牛西去之后,“李耳”便渐渐淡入尘烟,取而代之的,是被后世尊为“太上老君”的神只。从凡人到圣人,从学者到神仙,中间只隔了一座函谷关,隔了一卷《道德经》,隔了一段穿越千年的传说。
一、李耳:周室藏书中的“活典籍”
要懂老君,先识李耳。历史上的李耳,生卒年虽无精确记载,但大致活跃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一说公元前580年至公元前500年),与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处于同一时代,且比孔子年长约二十岁。他出身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姓李氏,名耳,字聃——“聃”即大耳之意,相传他降生时便耳大垂肩,异于常人,故得此字,也暗合了他日后能听闻天地大道的不凡。
李耳一生最传奇的履历,便是任职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约莫相当于如今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档案馆馆长。这份差事,于旁人是枯燥的值守,于他却是窥悟大道的机缘。彼时周王室早已衰落,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后,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但王室藏书库里,仍完好保存着三皇五帝以来的典籍文献、礼乐制度、天文地理、治国方略,那是夏商周三代文明沉淀的精华,是华夏文脉的根源所在。
李耳在藏书堆中一沉潜便是数十年,如鱼得水,如露沾草。别人将藏书视为职责,他却视之为体悟“道”的载体:读《周易》,他悟透天地循环、阴阳变化之理;读《尚书》,他明晓帝王兴衰、治乱得失之道;读礼乐典籍,他洞察人性善恶、世间秩序之辨。他不慕名利,不涉王室纷争,唯有青灯伴简牍,默默读书、静心思考,将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人间世事的起落浮沉,一一融进自己的思想深处,沉淀为通透豁达的生命智慧。
他的学问与德行,在当时早已声名远扬,传遍诸侯列国。约公元前518年,远在鲁国的孔子,听闻其名后心生敬仰,特意带着弟子远赴洛邑,登门向他请教礼仪之道。这两位千古圣人的跨时空会面,被《史记》郑重记载,成为后世津津乐道、代代相传的文化佳话。
相传孔子见到李耳时,恭恭敬敬地躬身请教:“先生,何为礼?如何才能以礼安天下?”李耳没有堆砌繁琐的教条,只是带着他走进周王室的宗庙,指着里面的牌位、礼器,缓缓说道:“礼的核心,在于‘敬’。心无敬畏,则礼崩乐坏;礼崩乐坏,则天下大乱。”他又望着窗外乱世的烽火,劝诫孔子:“君子当顺势而为,得其时则驾临天下,不得其时则如蓬草般随性而行。你太过执着于复兴礼乐,想以一己之力挽回乱世颓势,殊不知‘强梁者不得其死’,逆势而动,难成大事。”
孔子离开洛邑,返程途中对弟子们感慨万千:“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设网捕捉,游者可垂纶垂钓,飞者可张弓射之。唯有龙,我无从知晓——它能乘风云而上九天,变幻莫测。我今日见到老子,他便如神龙一般,深不可测,只能仰望!”
李耳在周王室任职多年,亲眼见证了王室的腐朽堕落、诸侯的崛起争霸,深知乱世洪流不可逆转,再难有安宁之日。约公元前485年,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也不想看着自己坚守的大道被战火践踏、被尘嚣玷污,于是在晚年毅然辞去官职,收拾简单行装,骑上一头青牛,踏上了西去的漫漫长路——他只想找一处远离纷争、山清水秀之地,安度余生,与大道相伴。
这一路,他走过战火纷飞的村落,见过流离失所的百姓,听过诸侯厮杀的呐喊,也看过山河破碎的凄凉。心中的感悟愈发深厚,却始终不愿着书立说——大道无形,言出即浅。他只是将天地大道藏于心中,默然前行,直到脚步停在函谷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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