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1年,刚自鲁国叛乱中脱身的阳虎,乔装为商旅,衣衫沾尘却难掩眼底锋芒,潜行奔晋,径直投往正与范氏、中行氏相持不下的赵鞅府邸。
彼时赵鞅虽握兵权,却苦困于范、中行二氏根基深固,正愁无破局之策,见素有“谋变之才”的阳虎来投,不免喜忧交织,设宴间故意试探:“先生在鲁谋事不遂而遁,今来依我,莫非有奇计相授?”
酒过三巡,阳虎俯身趋前,指尖轻叩案几,眼中闪过投机锐光,低声献谋:“范氏私附郑国,中行氏苛敛百姓,二氏虽势盛却失民心、寡外援。大夫可先借晋君之命,指斥二氏‘私通外邦、紊乱国纪’,再联韩、魏二氏,分兵袭其封地,先断粮道,后合兵围歼,如此则范、中行二氏必败,晋国大权尽归大夫掌握!”
赵鞅闻言豁然开朗,当即拍案纳贤,封阳虎为客卿,依其计暗中联络韩、魏,囤积粮草、整饬甲兵。
晋国本就愈演愈烈的内斗,经此一场各取所需的投效与精准谋划,裂痕愈深,已然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同期郑国,正上演一场震动朝野的“礼法之争”。
大夫邓析素不满旧法苛涩、贵族垄断律法解释权——昔日百姓触法,全凭贵族口授为断,冤屈难伸。
为挽此局,邓析遍历民间疾苦,删削旧法冗余条款,将明晰可行的刑法条文刻于竹简,编撰成《竹刑》,立于市井,使百姓得以通晓律法、明辨是非。此举既破贵族对律法的垄断,更动摇执政阶层权威,彻底触怒执政驷歂。驷歂以“私造律法、蛊惑民心、紊乱国纲”为由,将邓析收捕下狱。
朝堂之上,群臣争议不休:或为邓析求情,称《竹刑》便民利民、宜予推行;或附议驷歂,主张严惩以正纲纪。最终,驷歂执意诛灭邓析,然令人慨叹的是,邓析虽死,其《竹刑》因简便实用、贴合民情,仍被郑国朝廷悄然沿用,成为春秋末期礼法变革的一抹亮色,亦为后世成文法普及埋下伏笔。
东南一隅,吴王阖闾正全力扩充江淮霸权,陈国遂成其西进伐楚的首要阻碍——陈国地处江淮腹地,久附楚国,既为楚军供给粮草,亦为吴军西进的天然屏障。
阖闾当机立断,召伍子胥、孙武议事,定“速攻速决、迫陈归降”之策。
未几,吴军战船列江、甲士如林,由孙武率军挥师伐陈。陈国国力孱弱,军力远逊吴军,面对吴军凌厉攻势,陈侯手足无措,召集群臣议事:或主求援楚国,却知楚刚遭战乱、无力驰援;或主献城归降,又恐遭诸侯嗤笑。
不及半月,吴军已兵临陈都城下,列阵围城,箭上弦、刀出鞘,气势森然逼人。
陈侯见大势已去,只得遣使者捧降书、携珍宝出城,膝行至吴军大营前俯首称臣。
阖闾亲赴陈都,登坛受降,面谕陈侯“永结盟好,勿复附楚”,随后设官施治、减免赋税,安定陈地秩序。
吴国势力自此进一步向江淮腹地延伸,死死牵制楚国东线防线,令楚昭王如芒在背、夜不能寐。
鲁国境内,一场以礼治国的变革悄然铺展。孔子受鲁定公赏识,出任中都宰,主持地方治理。他推行教化、劝课农桑、严明礼仪法度,短短一载,中都便民风大变,呈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景象,四方诸侯纷纷遣使前来观摩效仿。
鲁定公见其才干卓绝,当即擢升其为司空,执掌全国工程营造与民政事务,孔子的从政之路,自此步入坦途。
时光流转至公元前500年,中原与东南局势同步升温。鲁、齐两国为缓和嫌隙,于夹谷会盟,鲁定公深知齐国强势,恐遭折辱,特命孔子以相礼身份随行,主持盟会礼仪、辅佐应对变局。
会盟当日,坛上旌旗猎猎,两国君臣分列两侧,气氛凝重如铁。
仪式初启,齐国便蓄意挑衅,遣一群身着夷狄服饰的乐工,手持怪诞乐器,喧闹登坛,欲以夷狄之舞羞辱鲁国。
孔子见状,当即快步登坛,依礼厉声斥责:“诸侯会盟,当用华夏礼乐,夷狄之舞非礼也!今齐侯以夷狄之乐辱我鲁国、乱我盟礼,莫非欲背弃诸侯之约乎?”言罢,目光直视齐景公,神色刚毅坚定。
齐景公面露惭色,为孔子气场所慑,连忙挥手命人撤下舞乐。
岂料齐国仍不死心,暗中埋伏的甲士悄然逼近盟坛,欲借机劫持鲁定公以胁鲁国。
孔子早有防备,转身示意鲁国士兵严阵以待,同时高声疾呼:“齐侯若以武力劫盟,便是失信于天下诸侯!鲁国虽弱,亦敢以死相拼,以守盟约!”一面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一面晓以利害,点破劫盟之祸。
齐景公顾虑失信于诸侯、孤立无援,只得下令撤去甲士,最终被迫让步,当场许诺归还此前侵占的郓、汶阳等三地。
这场夹谷之会,赖孔子之睿智果决、坚守礼法,既挫败齐国挑衅,又为鲁国争回失地,成为鲁国外交史上的亮眼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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