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空气像是凝固的果冻,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肺叶上。屏幕上那些冰冷的轨迹线和时间节点,勾勒出的是一张精心编织的、温暖的网——以关怀为丝,以专业为结,最终将猎物温柔地勒毙。接触的轨迹清晰了,但动机和手段的轮廓,还需要更具体的填充。光有“何时何地见面”还不够,更需要知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接触只是通道,”吕凯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他走到白板前,拿起一支笔,在上面写下“接触”、“动机”、“手段”、“证据”四个词,然后在“接触”和“手段”之间画上箭头,“她通过接触建立信任,植入心理暗示,这是她犯罪的核心手法。我们需要知道,在那些咨询室里、茶座上,她到底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
他转向赵永南:“永南,能拿到咨询记录的具体内容吗?不是摘要,是逐字稿,或者录音录像。”
赵永南敲击键盘,眉头紧锁:“难。心理咨询的记录受法律严格保护,属于高度**。没有法院的强制令,咨询机构绝不会提供。而且,以廖云的专业和谨慎,很可能不会保留详细的逐字记录,即使有,也可能只是经过‘处理’的版本。录音录像就更别想了,除非她自己保留,但那等于留下直接证据。”
刘冰掐灭了不知道第几根烟,烟灰缸里堆满了扭曲的烟蒂。“那就从外围突破。咨询记录拿不到,但参与咨询的人不止她一个。陈文彬虽然死了,但他妻子、女儿还在。李雪的同事、家人,张维的同事,王振国的儿子……他们可能听过死者提起过咨询内容,或者感受到咨询前后死者的变化。还有,那些看似平常的‘公益心理支持’活动,参加者不止死者,还有其他人。找到这些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这是一个笨办法,但可能是眼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大海捞针,但针就在海里。
接下来的几天,刑侦支队像是上满了发条的机器,分头行动,在无数琐碎、模糊、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回忆碎片中,艰难地拼接着廖云与四位死者之间那些对话的真实图景。这不是技术活,而是最磨人的细致功夫,需要耐心,更需要对人心的体察。
吕凯和一位女警员一起,再次拜访了陈文彬的妻子。这位中年妇女在失去丈夫后,似乎一下子被抽走了主心骨,眼神总是有些涣散。她坐在自家客厅里,手里无意识地揉搓着一块已经有些发旧的手帕。
“廖老师……她是个好人。”陈文彬的妻子声音很轻,带着一种茫然的肯定,“那时候,婷婷(女儿)那样,老陈急得嘴上起泡,学校领导也找他谈话,家里天天低气压。是廖老师一点点开导婷婷,也开导我们。她说,孩子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父母过高的期望,还有……还有父母自身未解决的焦虑。”
“陈老师当时有什么未解决的焦虑吗?”吕凯尽量让声音温和。
陈文彬的妻子沉默了很久,目光落在墙上丈夫的遗像上。“他……他一直是个要强的人,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婷婷的事,他觉得丢人,也觉得是自己没教好。廖老师跟他单独谈过几次,后来他好像……好像更沉默了。有时候夜里,我听见他在书房叹气。有一次,我给他送牛奶,看见他对着电脑发呆,屏幕上好像是以前带过的一个班的毕业照……”她顿了顿,努力回忆,“我问他想什么呢,他摇摇头,关了电脑,说了一句……说什么来着,哦,说‘有些事,错了就是错了,补不回来的。’”
“他没具体说是什么事吗?”
“没有。他不爱跟我说学校里那些烦心事。但有一次,大概是他出事前一个月吧,他从廖老师那里咨询回来,脸色特别不好。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廖老师让他试着写一写自己教书这么多年,最后悔的、最遗憾的事,说写出来,就是一种面对和放下。他把自己关在书房写了很久,写完就锁在抽屉里,不让我看。后来……后来他出事了,我整理遗物,那个本子……不见了。”
“不见了?”女警员追问。
“嗯,找不到了。那个带锁的抽屉里,只有一些旧教案和证书,没有笔记本。”陈文彬的妻子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又被悲伤淹没,“可能……可能是他觉得没用,自己扔了吧。”
吕凯和刘冰对视一眼。廖云让陈文彬写的“最后悔的事”,很可能直指林浩事件。而那本失踪的笔记本,会不会是被廖云以某种方式取走了?或者,那本身就是“仪式”的一部分?
另一边,陈敏和另一位刑警找到了李雪生前的同事,一位和她关系不错的老记者。这位老记者是个烟枪,说话很冲。
“李雪?她那段时间是有点不对劲。焦虑症嘛,老毛病了。但去看那个心理咨询师之后,好像好了一阵子,后来又不行了。”老记者嘬了口烟,眯着眼回忆,“她跟我们说那个咨询师很厉害,看问题特别透,不像以前那些就会让你‘放轻松’、‘想开点’的。还说……对了,她说有一次跟咨询师聊起以前报道过的那些遗憾,包括明德中学那事,咨询师跟她说,遗憾之所以是遗憾,是因为它被‘卡’住了,没有被真正地看见和承认。如果有一天,能让那些被掩盖的真相,以一种无法被忽视的方式呈现出来,或许遗憾才能真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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