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参军离家,像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涟漪扩散后,水面渐渐恢复了平静。只是这份平静下,少了大哥粗重而安稳的鼾声,少了他在院子里劈柴时沉闷有力的“砰砰”声,也少了他偶尔低沉的、对二哥,三哥简短的嘱咐。家里似乎空荡了些,但每个人都将那份不舍和牵挂,默默转化为更加勤恳的劳作和对未来的期盼。
自留地的活计主要由父亲和二哥担了起来。二哥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话更少了,但干活更加拼命,几乎是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想要填补大哥离开后留下的空缺。他学着父亲的样子,一板一眼地侍弄着那些日益葱茏的瓜菜,手上的茧子厚了一层又一层。父亲看在眼里,有时会让他歇歇,但建国只是摇摇头,闷头继续干。
三哥也乖巧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黏着二哥玩闹,而是更多地跟在母亲或奶奶身后,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零碎活,或者带着我(更多是看着我)在院子里玩耍,眼神里偶尔会闪过一丝对大哥的想念。
爷爷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踱步,有时还能坐在门槛边,指点一下父亲和二哥干活的技巧。奶奶的精力大多放在照料我和操持一些轻省家务上,家里虽然依旧清贫,但一切都有条不紊,透着一种劫后余生、愈发珍惜的安稳。
然而,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两颗年轻的心,却开始不安分地躁动起来。
这躁动的源头,来自于二哥和三哥对“上学”的渴望,或者说,是重新燃起的、更加炽烈的渴望。
大哥的参军,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片土地上挣扎一生之外,另一种可能的出路——虽然那出路同样充满未知和风险,但至少是“出去”,是“改变”。
而他们自己呢?辍学在家,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繁重的农活。二哥还好些,沉默的性格似乎与这种生活并无太大冲突,但夜深人静时,他摸着枕边那本早已翻烂、字迹模糊的旧课本,眼神里偶尔流露出的不甘和迷茫,却出卖了他的内心。三哥则更加明显,他本就机灵活泼,对知识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常常会捡回一些旧报纸或废纸片,对着上面仅有的、他认识不多的字,看得津津有味,或者缠着偶尔来家里坐坐(现在敢来了)的王奶奶,问东问西。
真正触发他们决心的事件,发生在一个闷热的午后。
那天,村里那个唯一读过初中、现在在生产队当记分员的年轻人,因为算错了几个工分,被新上任的刘队长当着众人的面,不轻不重地训了几句。刘队长最后甩下一句:“多读几年书有什么用?账都算不明白!还不如多下地挣点工分实在!”
这话像一根刺,扎进了刚好路过的建和建党心里。
晚上吃饭时,建党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刘队长今天说,读书没用……”
饭桌上安静了一瞬。
爷爷放下筷子,看了一眼两个孙子,缓缓道:“读书有没有用,不在别人嘴上,在自己心里,在自己手上。”
父亲也接口道:“你爷说得对。读书明理,识字断文,什么时候都不是坏事。只是……”他顿了顿,看向建国和建党,“咱们家现在这情况,你们两个要是都去上学,家里劳力就更紧了。而且,你们年纪也大了,再去和那些小萝卜头一起念小学……”
“我们不想念小学了!”建党忽然抬起头,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决。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建国,建国沉默着,但紧抿的嘴唇和微微发亮的眼睛,表明了他的态度。
建党鼓足勇气,继续说:“爸,妈,爷,奶。我和二哥……我们想直接去考初中。”
“考初中?”母亲惊讶地放下碗,“你们小学都没念完,辍学这么久,功课都丢光了,怎么考?”
“我们能捡起来!”建国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却异常坚定,“小学那些东西,不难。我们在家也没全丢,有空自己看课本,建党还常问我。我们……我们不想再回小学了。”他说到最后一句,声音低了下去,但其中的含义,全家人都听懂了。
不想再回小学,不仅是因为年龄大了尴尬,更是因为,那里承载了他们太多不愉快的记忆——同学的孤立、孙大蛋那伙人的欺凌、老师的漠视、以及最后被迫辍学时那种屈辱和无力。那片校园,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痛苦和挫败的象征。他们想跳过它,直接去一个相对陌生、或许能更公平对待他们的新环境。
堂屋里陷入了沉默。油灯的火苗跳跃着,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
爷爷沉吟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父亲眉头紧锁,显然在权衡利弊。母亲眼中满是担忧和不舍,既有对他们学业的忧虑,也有对家庭负担加重的考量。奶奶则有些茫然,只是觉得孙子们“想读书是好事”。
我坐在母亲身边,看着两个哥哥脸上那种混合着渴望、倔强和一丝不安的神情,心里被触动了一下。我知道,他们这个决定背后,除了对知识的渴求和改变命运的期望,还有着更深层的、想要疗愈过去创伤、证明自己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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