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穿六零：在农村过得风生水起 第20章 饥饿与守护

门板被卸走的那个春天，成了张家人记忆里一道冰冷刺骨的伤疤。空洞的门口，像一只永远无法闭合的、流泪的眼睛，日日夜夜承受着风霜雨雪，也承受着外界毫不掩饰的窥探、议论，甚至是刻意路过的、充满恶意的打量。

生活并未因为失去屏障而停止，反而在一种近乎**的暴露感中，更加艰难地继续。

最紧迫的问题，是粮食。

春天本该是青黄不接最严重的时节，而今年的情况，似乎比往年更糟。公社的粮仓据说空了，返销粮迟迟没有下文。生产队仓库里的那点存粮，在优先保障“革命需要”和“积极分子”之后，分到普通社员手里的，少得可怜。张家因为“有问题”，更是被克扣到了极致。

饭桌上的食物，肉眼可见地一天天稀薄下去。

原本还能见到玉米碴子的糊糊，变成了能照见人影的菜汤，里面漂浮着几片切得极细的、蔫黄的野菜叶子。窝头从纯玉米面掺野菜，变成了大部分是麸皮、豆粕和干树叶，只有极少量的玉米面黏合，粗糙得拉嗓子，吃下去半天都不消化，肚子却依旧是空的。

饥饿，像一头无声的巨兽，悄然降临，用它冰冷潮湿的舌头，舔舐着每个人的胃，也舔舐着每个人的意志。

爷爷吃得最少，他总是把碗里那点稀薄的糊糊喝掉，窝头只掰一小角，剩下的推给正在长身体的建军、建国，或者悄悄塞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建党。他的脸庞以惊人的速度凹陷下去，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凸起，皮肤松弛地挂在骨架上，泛着不健康的青黄色。但他干活的力气却没有丝毫减少，甚至更加拼命。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仿佛想用无休止的劳作，来对抗那噬骨的饥饿和内心的煎熬。

父亲从县里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回来，都像经历了一场劫难，比上次更加憔悴枯槁。他带回来的，不再是稀罕的吃食，而是一次比一次更坏的消息：县城彻底乱了，武斗开始出现，供应几乎断绝。他自己也因为“审查”和“劳动改造”，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掺了沙子的高粱米粥。有一次，他偷偷塞给母亲一小包用油纸裹了又裹的东西，打开一看，是半斤发黑、结块的粗盐。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母亲捧着那包盐，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母亲是全家最操劳也最坚韧的人。她不仅要应对繁重的家务和越来越捉襟见肘的口粮分配，还要想尽一切办法，为这个濒临绝境的家寻找一点点额外的食物来源。她带着我（我已经能摇摇晃晃地跟着她走几步），几乎走遍了村子周围每一寸能长东西的土地。田埂边、河沟旁、废弃的宅基地，所有能吃的野菜——灰灰菜、马齿苋、荠菜（早已过了最嫩的季节，只剩下又老又韧的叶子）、甚至榆树皮、槐花——都成了她搜寻的目标。她的手指因为长时间挖野菜、剥树皮而布满裂口和倒刺，手掌粗糙得像砂纸。

我的存在，让母亲在寻找食物时更加艰难，却也成了她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我常常饿得睡不着，半夜里会因为胃部尖锐的绞痛而小声哭泣。每当这时，母亲就会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哼着走调的摇篮曲，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背，另一只手，会悄悄伸到枕头底下，摸出她不知道从哪里省下来的、拇指大小的一块窝头，或者一小撮炒熟磨碎的黄豆粉，用水化开，一点点喂给我。

“念念乖，吃了就不饿了。”她总是这样低声哄着，眼神里充满了无尽的歉疚和怜爱。她自己，却常常一整天只喝几碗照得见人影的菜汤，走路都有些发飘。

哥哥们的变化最让人心疼。建军已经是个半大小伙子，正是最能吃的时候。饥饿让他迅速抽条，却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脸上的稚气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过早成熟的沉郁和隐忍。他不再抱怨，只是更加沉默地干活，吃饭时总是最后一个端起碗，吃相却很慢，仿佛要把每一粒渣滓都嚼出味道来。建国自从辍学后，像一头沉默的小牛犊，跟在爷爷和二叔身后，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试图用笨拙的力气来弥补自己“不能上学”给家庭带来的“负担”。而建党，那个曾经最淘气爱笑的小男孩，如今也变得安静异常。他常常蹲在院子里，看着光秃秃的枣树，或者望着空洞的门口发呆，大大的眼睛里，失去了孩童应有的光彩，只剩下对食物的本能渴望和一种深切的、无法理解的恐惧。

最让人揪心的是二叔。长期的饥饿、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无处发泄的愤怒，让他变得喜怒无常，有时会对着空米缸破口大骂，有时又会抱着头蹲在墙角，发出压抑的呜咽。他的身体也垮得很快，原本壮实的汉子，现在走起路来都有些踉跄。

奶奶在这场饥饿的战争中，迅速衰老下去。她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变得浑浊而呆滞，常常对着灶膛里微弱的火苗，一坐就是半天，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在说什么。她的浮肿从脚踝开始，慢慢向上蔓延，皮肤按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坑，很久才能复原。这是长期缺乏蛋白质的典型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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