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穿六零：在农村过得风生水起 第16章 辍学

冬去春来，冻土在阳光下慢慢变得松软。田野里开始冒出星星点点的绿意，柳树梢头也染上了一层若有若无的黄雾。但1966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更冷一些，不是天气的冷，而是人心底里，那股怎么也化不开的寒意。

我，张念念，在这个家已经度过了一个完整的冬天。身体像吸足了养分的幼苗，开始抽条。我能稳稳地坐着了，甚至能扶着炕沿，颤巍巍地站上一小会儿。手指也灵活了许多，能抓住母亲递过来的小木勺，尽管大部分食物还是会糊到脸上。

最显着的变化是语言。我开始尝试发声，从简单的“啊”、“哦”，到清晰的“妈”、“奶”。当第一次口齿不清地喊出“爷爷”时，爷爷正在院子里修理一把旧镐头，他猛地抬起头，镐头从手里滑落，“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他愣愣地看着被母亲抱在怀里的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随即又迅速黯淡下去，只剩下更深的疲惫。他走过来，用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大手，笨拙而轻柔地摸了摸我的头，什么也没说，又默默地回去捡起了镐头。

我知道，我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是件大事。但我必须控制节奏，不能表现出超越年龄的“聪明”。我刻意将词汇量控制在同龄婴儿的水平，偶尔“早慧”一点，也被家人归结为“这孩子灵性”。更多的时候，我沉默地观察，用我有限的行动和发音，表达需求，回应关爱。

爷爷的“停职”状态，并没有像工作组最初暗示的那样是“暂时的”。春天都过半了，大队长的工作依然由工作组指定的代理队长（以前的生产副队长）主持。爷爷每天还是早早出门，不是去大队部，而是去田埂地头转悠，看麦苗的长势，看水渠是否需要清淤。他不再发号施令，只是默默地看，有时蹲在田埂上，一蹲就是半天，背影孤单得像田里的一棵老树。

家里境况越来越差。失去大队长的职务，意味着失去了那些隐形的、却至关重要的资源分配话语权。粮食定量本就紧张，现在分到的，常常是别人挑剩下的、最差的份额。工分记录也变得更加“严格”，二叔和母亲出同样的工，记的工分却总比别人低一截。父亲从县里带回来的东西越来越少，脸色也越来越凝重，有次甚至空手回来，只说“供销社也在精简，东西卡得紧”。

最让人揪心的是三个哥哥。孙家那个大蛋，仗着家里如今在村里“得势”（他舅舅陈干事似乎颇受工作组重用），更加变本加厉地欺负建国和建党。两个小的身上常常带着青紫，回家却不敢说，问急了就说是自己摔的。建军作为大哥，拼命护着弟弟，也因此跟孙大蛋一伙人冲突不断，有次脑袋被石头砸了个口子，血流了一脸，是建国哭着跑回家报的信。

爷爷和父亲去找过学校，找过孙家，甚至硬着头皮找过工作组。学校老师含糊其辞，说“孩子间打闹难免”。孙家男人闷头抽烟不吭声，孙婆子则尖着嗓子哭骂，反咬一口说张家孩子“先撩者贱”。工作组那位吴组长，只是皱着眉头听着，最后不咸不淡地说：“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孩子团结友爱，自己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皮球被轻飘飘地踢了回来。所有的路，似乎都被堵死了。

那天晚上，建国又是鼻青脸肿地回来，棉袄袖子被撕了个大口子，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他没哭，只是低着头，默默走到水缸边，舀了瓢冷水，胡乱洗了把脸。

母亲看着他倔强而隐忍的侧脸，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走过去，想看看他脸上的伤，建国却别开了头。

“妈，我没事。”他声音闷闷的。

“还没事！”奶奶又心疼又气，拿来烧酒想给他擦伤口，“天天被打成这样！这学……还上个什么劲儿！”

建国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我不上学了！”

“胡说！”爷爷低喝一声。

“我没胡说！”建国像是压抑了很久，情绪突然爆发了，“爷！爸！妈！我在学校根本没法念书！他们天天堵我，骂我，打我！老师不管，学校不管！我受够了！我宁愿回来下地干活！至少……至少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不用被人指着鼻子骂‘坏种’！”

他吼完，胸膛剧烈起伏，眼泪终于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混着脸上的淤青和尘土。

堂屋里一片死寂。只有建国压抑的抽泣声，和窗外呼啸的晚风。

爷爷坐在椅子上，仿佛一下子被抽干了所有力气，整个人陷在椅背里，久久没有出声。父亲狠狠捶了一下自己的腿，发出沉闷的响声。母亲抱着我，无声地流泪。奶奶背过身去，肩膀颤抖着。

我躺在母亲怀里，看着二哥脸上混合着疼痛、屈辱和决绝的泪水，心里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我知道，在这个年代，一个农村孩子主动辍学意味着什么。那几乎意味着放弃了未来所有可能的、跳出农门的微薄希望，将自己的一生，钉死在这片沉重而多难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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